而大明一直以来缺银缺铜的现状，也在一系列举措下得到了有效缓解。新部门宝司拥有铸币权，其中涵盖了对全国各地铜矿开采冶炼的权力。

为此，宝司在全国范围内广招匠户，升级了冶炼开采工艺。这一举措成效显着，铜的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从原本的 15 万斤一举跃升至 40 万斤。虽说与前宋巅峰时期的 65 万斤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但已然解了当下的燃眉之急。

宝钞的信用也因此再次增加。不仅如此，宝司还在有意地回收宝钞，并投入大量精力对宝钞的印制工艺进行再次提升，力求打造更加精良、防伪性更强的宝钞。

接下来，朱元璋和朱标主要将精力投入到两件大事上。其一，便是御制大诰的编撰和发行。其二，则是海关的开设。

而提到海关开设，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部门，市舶司。

市舶司制度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市舶使。不过，那时的市舶使制度尚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的海关制度。

到了前宋时期，市舶司已经发展成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前宋朝廷大力鼓励民间贸易，甚至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法律、制度。当时，市舶司的收入相当可观，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高达一二成。

前元时期，在泉州、广州、庆元（宁波）等地纷纷设立市舶司，主要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征收关税、发放许可证以及监管外国商船等诸多事务。

那么，大明有没有市舶司这个部门呢？是有的！。

朱雄英在以前研读明史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大明早在洪武三年便已经设立了市舶司，然而，其核心职能却只是管理官方的朝贡贸易，并非为了开设海关。

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感到奇怪，市舶司与海禁政策竟然并行存在，给人一种十分错乱的感觉。一方面，大明急切地想要获得海外诸国的承认，彰显大国威严；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海禁政策，杜绝民间与海外的贸易往来。这究竟是为何呢？

朱元璋为何不想让民间与海外进行交流呢？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北元的威胁始终笼罩在大明头顶。大明初期，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云南尚未平定，南方仍然残留着许多元朝的残余势力。朱元璋担心这些残余势力与北方的北元相互勾结，里应外合，让大明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其二，张士诚、张国珍的余部逃亡海上，与日本浪人狼狈为奸，形成了令人头疼的倭寇势力。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巩固海防，抵御倭寇侵扰。其三，朱元璋意图通过 “海禁 + 朝贡” 的独特方式，确立大明宗主国的地位，迫使海外诸国承认大明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