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RB还在金陵和沪上举办招待会和媒体活动，以此转移人们对金陵大屠杀的注意，争取给金陵城内的士兵，处理尸体的时间。

1938年2月初，一名日军将领曾邀请他国外交官代表出席RB大使馆在金陵举办的茶话会，这位将领在茶话会上吹嘘说，RB军队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在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过一起违纪事件。

他说，即使日军出于某种原因在金陵城内犯下暴行，那也只能是因为中国人在某些外国公民的煽动下，对日军进行抵抗的结果。

这是在暗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但奇怪的是，这位将领的话与其在同一场演讲中的言论相互矛盾，他之前就曾承认，在向金陵挺进的途中，日军曾因找不到任何吃的或可用的东西，而把愤怒发泄到中国人身上。

他国外交团并未被RB媒体的伎俩愚弄，他们对RB在金陵所犯下的罪行，并非一无所知。

这是一场舆论战，日方的确取得了成功，有不少国内人士相信了日军的报道，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明真相。

夏远来自未来，对金陵城未来的走向相当清楚，哪怕是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也不能够改变什么。

他只能够保留证据，在日后的战后审判中，以期望让中国人手中掌握更多的关键性证据。

同样的。

在夏远努力搜集证据，打击日军的时候。

安全区里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没有停止行动。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的对RB密集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在大屠杀最初的几天时间里，安全区负责人借助一些外国记者的帮助，拍摄并采访了许多受害者的视频，以及日军屠杀的画面，紧接着就遭到RB的驱逐，所拍摄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收走。

此后，RB政府开始禁止其他国家的记者进入金陵。

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思·科佩宁就曾被挡在金陵城外，不得进入金陵。

当日本人发现他们的行为不再受到世界媒体监督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的实行暴行。

但是，日本人还是小看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的能力。

安全区负责人的一大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语言善辨的作家和演说家。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不乏一些传教士，曾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成年后将其大部分岁月都献给了布道、撰写文章和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国际委员会许多教授，还曾出版过自己的着作。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善于同媒体合作。

早在金陵沦陷之前，他们就通过金陵的电台广播发表演讲，或在通俗报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

这些传教士，还有一个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目标，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地狱’的真正含义，追求‘地狱’的真相。

当金陵沦陷之后，日军在金陵城内大肆屠杀中国人，满街尸体、血红的场景，断壁残垣，与他们所想的地狱场景如出一辙。

他们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竟然在金陵实现。

他们用犀利的文字和充分的证据，描绘他们在金陵城内见识到的‘地狱’的场景，他们把关于地狱的描写，生动的记录在日记之中，还出现在他们寄给朋友、亲人的信件，以及寄到上级的报告之中。

这些信件和报告经过多次复制和打印，经过媒体报道，在国外也掀起一阵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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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内容，都是没有任何署名的。、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相当清楚，如若是被日军发现他们把金陵城内发生的事情，以信件的方式传递出去，势必会遭到日军的报复和驱逐，所以他们在寄给家中的信件以及报告上，都恳请收件人不要透露他们的名字和信息。

马吉牧师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请勿务必谨慎处理这封信，一旦将它发表，我们可能会被驱除出金陵，这对金陵的中国人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

安全区之所以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基本都是依靠着这些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日本人忌惮他们的身份，加上其他国家的间接干预，这个安全区才存在。

不敢想象，如果这些人被日本人驱逐，那么安全区里的中国难民将会遭到何种的对待。

怕是会像遭到屠杀的金陵城平民一样。

日军的严防死守固然有用，终究有不少记者记录的东西被日军搜走，但也并非是所有。

这其中就包括乔治·菲奇的日记，是最先被带出金陵，并在沪上引起‘轰动’，这篇日记和其他人的故事，很快就刊登在《时代周刊》、《读者文摘》和《远东》等主流杂志上，激起广大美国读者的愤慨。

日记中记录的故事，还被一些着作收录。

日记虽然成功发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相对于日军的大手笔，加上美方的帮助，他们反击的力度就小好呢多。

不出所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不少美方民众的质疑。

尤其是当一篇《金陵劫难》的文章刊登在《读者文摘》上后，一位订阅者给编辑写信，他说：“真是不可思议，你们居然相信这种东西，这明显是拙劣的宣传，让人不禁想到上次战争期间向公众灌输的虚假消息。”

其他订阅者也有类似的评论，多数为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