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会不忙，正好为张先生营造出宾至如归的感觉。我问张先生：“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是一口枣强话？”张先生叹了口气说：“二十年来乡音难改呀！”我又追问道：“那您是怎么去的香港呀？”“哎，说来话长。在过去北京崇文门外头，由崇文门到花市大街、再到磁器口这条南北大街的东侧是上几条、中几条、下几条胡同、西侧是打磨厂、草厂胡同，由草厂胡同一直向西就到了前门外的鲜鱼口，遍地都是耍手艺的小作坊，有玉器作坊、象牙作坊、景泰蓝、花丝首饰等等，海了去了。换句话说，现在你们首饰公司和工艺品公司有的东西，这些作坊都有做的。这些玩意养家但不发财，比如一块玉石料，商家先将玉石料拿给划线的作坊看，划线的看好这块玉适合做什么，就用墨线勾勒出来，画好线后将墨线用蜡烫一遍，他这就完活儿了。再找到水凳（铡活）那铡出个大概的轮廓，再将活儿转到磨活这，磨活完成了再转到旱凳（光亮）这，用红胰子（氧化铁）和绿胰子（氧化铬）光亮玉石料，工艺方面都结束了，商家还得找木器作坊做底座、锦盒作坊配盒，才算完成整个制作过程。在此期间各道工序挣各自的钱。这些作坊大多先拿定钱，完活后再拿工钱，最后能卖多少钱，就是商家的事了。作坊只挣自己干活的钱，一般情况下，一个作坊有几间平房，里屋住人，外屋支张桌子干活，好一点的作坊能请俩学徒工，每天早起呲呲啦啦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从原料到成活都是一个人干的，那就不是作坊头或匠人了，而是工艺师，那就另当别论了。当然有一些东西还是在里外屋就全干了，比如内画的鼻烟壶、空竹、风筝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作坊做出来的东西得有人要呀！所以北京就有了青山居、东安市场、琉璃厂这些地方，外国人看着这些玩意新鲜、好玩，有的是买来自己玩，有的是给亲戚朋友带回去，更有心的就想着买回去做买卖。于是北京就出了做洋庄生意的买卖（公司）--代理出口、报关、运输进而直接进行货物的买卖（我们的外贸公司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些买卖家大多集中在崇文门外边，因为得和这些生产的作坊离得近一些。

当时大的买卖家有前门外西湖营的振德兴、崇文门外上四条的华珍、草厂九条的王更九等，中小买卖家有多少、叫什么就都说不清楚了。我们家就是其中的一小家。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是你们小时候说的那个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两瓶滴滴涕）里的杜鲁门，12月份对我国进行全面制裁，实行贸易禁运，切断咱们的外汇来源。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打破封锁，保持外汇来源，解决人民生计，决定让各个贸易行、洋行站出来迎接挑战。其步骤就是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建立自己买卖的分号，基本上不改名号，就算改名号，经营的品种和经营方式也不变。内地负责供货，将自己的买卖拆分，或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几，香港一部分，内地一部分，又或者独自在香港创立公司，与内地公司进行贸易。当时统战部和工商联的领导召集大家开会，商讨实施的方案，于是就出现了骨肉分离的情况：有的是爸爸在北京，儿子去了香港；有的是哥哥留北京，弟弟去了香港；还有的是媳妇留北京照顾公婆和孩子，男人在香港做生意。于是香港和北京的买卖，外人看来是两个或几个公司，但年底统一清账。比如毕厚田的香港华瑞公司，实际上就是原来北京的华珍公司；金家的义和商行则是哥哥金宝善留在北京伺候爹妈和买卖，弟弟金宝瑞到香港去闯荡；还有梁家兄弟等等，这种现象不光是在北京，在天津、上海、广州都有很多。我们政府就是要坚决打破封锁，跟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一斗争就斗了二十年。后来这些留在北京的买卖被公私合营了，留在香港的人成了港澳同胞了。在这些人中，老一辈的已经故去，新一代人为了国家利益、为了自我生存，还在跟内地做着生意。我就是还健在的老一辈，都这把岁数了，还在跟你们做买卖呢，也得到了你们很多方面的关照！”

我们听了这段历史后，不由地唏嘘感叹！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了民族独立、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打破封锁、为了保障外汇来源，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中做出了不同的牺牲与奉献。我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