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传统概念里，江南税赋在岁入中占比近一半，而明朝的收税机制很依赖这些在地方有些势力的人。

《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大人有句经典的话，官字两个口，喂饱了上面一个口，才能去喂饱下面那只口。

千百年来，老百姓是不愿意交税的，可一个县城的税吏，哪怕把‘快壮皂三班衙役’全部加上，又能有几十人？

所以明朝收税可以理解为都是‘外包’的。

在包税制之下，知府、知县每一任官员都有解缴税赋的压力，上面对你是包税，即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你得把一年的税赋给凑齐了。

回过头来，知县又能怎么做？

亲自带七八个捕快一门一户的催税？这要是碰上一些性子狠的，都有可能聚起来把人给打了，可别说咱这个民族不尚武，那是不涉及土地和钱粮。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并不敢和当地的豪族大户彻底决裂，否则人家来个暗中抗税，你这流水的官也就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豪族大户也不会自觉天下第一，他们当然还是畏惧官府，所以时常敬孝，这样便于他们藏田、藏丁、逃役等，不止如此，在子女教育、就业等等方面都可以求得便利。

如此一来，双方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官绅官绅，就是这么凑到一起的。

所以此事推行之难，在于量士绅之田，就是量官员之田，测量员一到地方，天然的就遇到各种阻力。

靳贵到南京的日子是七月二十三，的确带去了皇帝在江南诸县清田的旨意，是时，也并无人知晓天子后续之招。

只不过靳贵做事也不像张璁那样‘胡来’，他还是走的官府的正常路子，按照公文下发流程逐步推进。

实际上，也是行事相对小心。

此外，他当然也去了魏国公府，魏国公不一样，皇帝私下里‘威胁’了他，他最多只敢藏，而不敢抗。

消息传出，从南京到常州再到苏州、松江，暗中唾其面的不知道有多少。

而靳贵真正的麻烦也很快来了。

七月二十六，江宁县测量员禀报，当地数家生员蓄意挑衅，先是胡搅蛮缠一番激怒他们，随后挑起事端，再用一纸状文告到县衙，几天时间光顾着打官司了，等到真要去量地，那就以官司之名，百般阻挠。

说到底，测量员大多是考不中进士的举人、秀才，做这桩事也是因为家里缺钱，将来么，难有成就。

而这些生员，少说家里也有为官的，难道还怕他们？

七月二十八日，常州府宜兴县知县又禀报，朝廷所派测量员藐视官府，入乡行事，全然不顾知县之尊，仿佛钦差行至，嚣张跋扈至极，因而使得县内大户和百姓皆厌之，清田之事也万难推行。

八月一日，镇江府又来报，干脆便是说当地有刘光羲等纠结同窗四百余人，在大街之上公然游行，高喊口号，要求暂缓清丈田亩。

因为这容易把隐田丈出来，以此为由头，他们煽动百姓，共抗朝廷测量人员，致使丈田之事举步维艰。

……

……

巡抚衙门。

荆少奎都能瞧出钦差的脸上满是愁容，面对这等此起彼伏的反对之声，就算是皇帝侍从估计也觉得压力颇大吧。

首先这些人不能直接杀，而且靳贵本身是读书人，他根本没想过杀尽江南士绅，那他是要留千古恶名于史书之上了，而且杀人得有理由啊，尽管看出来这帮人别有用心，可人家明面上没犯什么重罪，凭什么杀人？这地界，又不是他说了算的。

“上差，若不然还是像当初杨阁老在山东那般，将这些人全都叫来吧？”荆少奎提议。

靳贵觉得也是，“清丈田亩是国策，如今这些人不管不顾横加阻挠，一旦惹得天子发怒，那就是伏尸百万。原本，以为已经强调清楚了，现在看来还是得当面来说。各州、县有难度可以理解，不过官府是要千方百计推进此事，而不是整日上疏请求延缓。”

“那下官这就去下令。”

靳贵捏了捏手指，他也不是完全不懂的无能之人，“若是不行，还是要以雷霆震之。江宁县离得近，那几个生事的生员要让人去吓唬吓唬他们，吓唬还不成，那就只能抓人了。”

实际上江宁的生员的确有底气不怕这几个测量员，他们自恃计谋得逞，所摊上的官司哪怕打输了也不要紧，反正这事情做不下去，那就成了。

不止如此，在那文人相聚之所又有人言，“听说了么？天子下旨要在京师之外择一良地，大造行宫，以为避暑。当真是天道不怜生民，这才安稳了几年，竟起了大兴土木之事！”

“赵兄慎言，事关皇上，这要是传出去，可是杀头之罪！”

“呵，在下不仅要在此处说，还要以文章就义！当今天子，数年来尚算贤明，可如今任用奸人，挑动江南之乱，又欲大兴土木，此乱象之兆也！大丈夫读圣贤书，当以天下为先，死即死耳，又有何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