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位前安南太上皇多少有那么一丝不服气的意味在里面，姜星火欣慰地笑了。

这就对了嘛，都是人，搞的那么城府深沉干什么，直接跳到这一步不就好了。

姜星火当然清楚，对方不是来找茬的，而是想借这个合理的由头，了解一下大明改革派的意图和动向，借此摸一摸大明庙堂的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显然，老家伙贼心不死，事业心和权利欲强的可怕，哪怕是成了降臣，也不忘研究研究，能不能在大明这头重新成为人上之人。

怎么说呢……这种人挺可怕的。

你想想，要是换做其他人，干了一辈子终于谋朝篡国了，结果被大明的南征毁了一辈子的事业，又被俘虏到了大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整过来心态，重新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吗？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可能的，要么内心充满了仇恨，要么自怨自艾。

而胡季犛，根本不需要什么心理按摩，到了异国他乡，身份转换完毕后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主动去通过合理的接触借口，去接触异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了解庙堂情况，为自己是否采取下一步行动收集决策信息。

不过当两人的谈话逐渐进入比较有实质性内容的阶段的时候，姜星火的话语，也不再那么客气了。

“改革的步伐并非是越大越好，我这里有几封新任交趾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来信，不能给你看，但大概说一说也无妨。”

随着姜星火的话语，胡季犛的神色，慢慢凝重了起来，眼神中微不可查的那一丝不服气，也逐渐收敛，直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胡季犛的行政政策改革，其实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东西。

譬如土地制度，在陈朝时期，陈朝皇帝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和亲信，这些贵族大量招募和收买家奴，掠夺性地开垦荒地、建立庄园，而胡季犛把收土地为国有，限制土地掠夺，没收前朝王公贵族的土地，任何人的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违者将多余的田地充公，只有受封大王或长公主的人，也就是胡氏的皇室成员，才能无限制地拥有土地……除此以外，又下令各路、府、州、县官设立勘丈机构，拥有土地的人都要到该机构登记土地的数目，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板上，插在田里，没有登记资料的田一律没收为公田。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只能说是一刀切，还是用四十米长的大刀来切，非常的狠。

而且由于安南国是遗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这种奴隶制残余，有点类似于华夏的隋唐时期，当时陈朝的法律规定，宗室王公贵族有权豢养家奴多达千人，这些家奴大多都受到了歧视，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家奴没有控告主人的权利、禁止与平民结婚。

胡季犛篡国后，修改了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豢养少数家奴之外，禁止其他人豢养家奴，颇有唐修隋律的意思。

除了土地和人口这两个大头，胡季犛还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将一些边远地区的路改为镇。例如清化镇改为清都镇、国威镇改为广威镇、沱江路改为天兴镇、演州路改为望江镇等等，同时派遣武官统治这些边远的镇。

除此以外，对地方官府，则是将反对改革的地方官撤换，要求各地必须将辖下记载田地和审理案件的册子定期呈报给东都。

但恰恰正是这些他在最近十年间做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迎来了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剧烈反扑。

在刚刚成立的交趾布政使司的奏报中，提及最多的，就是民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大量的重新要求成为奴籍的自由民。

显然，胡季犛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在失去了强权的约束后，弊端迅速地显现了出来，而且就像是一个被挤压了太久的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起来就越强烈，甚至在这时候迸发的能量，能把压着的人都给弹飞了。

听完了现在交趾布政使司，也就是原本的安南国内北部诸路的情况，胡季犛并没有觉得姜星火是在骗他，因为没必要。

沉默了片刻，胡季犛又说道：“听说姜国师对经国济民之术颇有研究，这些时日旅途颠簸，倒也正好有闲心反思一番，其中种种费解之处，还望姜国师指点。”

这次，胡季犛心中的高傲，开始稍稍放下了一些。

姜星火承认了他的教育政策，也对他行政政策的改革不那么认同，这两者在大明版本的改革进程中，胡季犛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来自“旁观者清”的优越感的，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

但对于经济政策，从他自己反思来看，确有一些不足之处。

可胡季犛同样不认为，姜星火在大明做的，就一定比自己要高明。

原因也很简单，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改革来看，胡季犛把自己换到姜星火这个位置，认为自己能比姜星火做的更好。

这种比较并没有发生在明面上，仅存在于胡季犛的心中，在表面上，他还是那个波澜不惊的老狐狸。

而两人明里暗里的交锋，也颇有点到为止的意思。

没有胜负，没有裁判，如何评判全在于自己的内心。

但总的来说，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传闻，胡季犛其实并不是很认可姜星火的能力，只是认为其人能得至尊喜爱，又恰逢其时，方才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毕竟，刚才姜星火也没有给出太多能让他信服的东西。

而如果姜星火不能扭转他的判断，显然胡季犛是不太看好大明的改革派的，认为早晚有一天，他们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姜星火沉吟刹那，说道：“按我方才我听说的，安南国内的经济政策，应该可以归类为两类，一类是货币政策，一类是商业政策，对吗？”

“是。”

胡季犛点了点头。

事实上，胡季犛的改革措施，就跟华夏很多朝代的改革措施看起来一样，初衷都很好，也挺像那么回事。

譬如胡季犛的货币政策，为了增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胡季犛效仿大明的宝钞，在八年前强制发行了一种名叫“通宝会钞”的纸币以兑换民间的铜币，面值从十文、三十文到一贯（一千文）面值不等，同时胡季犛下令所有百姓必须以一贯铜钱兑换一贯二宝钞的汇率把铜钱兑换成宝钞，如果不服的的，也就是民间胆敢有伪造纸币者、藏匿铜币不兑换者，直接斩首，并没收土地和财产。

这个货币政策怎么说呢？

只能说蒙古人来了都大开眼界吧。

经过胡季犛持之以恒的折腾，通宝会钞还没彻底完成全国流通，安南国的经济就已经接近破产了。

而胡季犛搞的这个宝钞，毫无疑问，是跟老朱学的。

怎么说呢，就是经济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政策的推动者懂不懂经济，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说是天差地别。

这一点跟这个人的政治智慧是否通达，做事手腕是否高超，其实没有半文铜板的关系，而且可以说是负相关……越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人，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去搞经济，得到结果可能会越糟糕。

老朱够牛吧？结果怎么样？

另外，说到商业政策，胡季犛不是没进行商业改革，他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全国各市场设立市监，严密监视商人的不法行为，统一规定外国商船的商业税，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商路，在全国各地开辟运河和建设官道，并在沿途设置驿站。

但如此种种，还是把安南国的经济玩崩溃了。

这也是胡季犛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在安南国内的时候，他还可以找一些借口，但当他亲自来到大明，在这里故地重游，胡季犛才发现，自己在经济政策上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走在了歪路上，而大明新颁布的种种经济政策，他不太理解。

正因如此，胡季犛才会有今天的这次拜访。

“所以，发行或更换货币，没有储备金吗？”

“制定全国性的经济政策之前，没有调查过物价水平和经济体量吗？”

“你是怎么控制货币发行总量的？根据国民经济增速吗？”

一连串的问题，很快将胡季犛干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