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新政纪事本末·盐法改革》：“当我们客观地评价一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明朝的洪武皇帝真诚地想为其臣民谋得更大的福祉，可显而易见的是，他在开国时所制定的种种政策，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在政策的长期成效方面，可谓是与其本意截然相反。

在姜星火所发起的改革之前，朝廷无力解决财政上的窘境，因为盐法涉及的利益是如此之重大，任何对现有盐法制度的改变，显然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基于各种理由，朝廷没有意愿进行变革，文官士绅们的唯一共识就是坚持‘成宪’，也就是洪武皇帝最初的决定。”

……

“150万两？好啊，好得很！”

奉天殿内，与会群臣鸦雀无声。

“砰！”

朱棣狠狠地砸掉了手边的茶盏，怒道：“废物！都是一群饭桶！朕养了你们这帮蠢货！账面查不出来，算数不会算吗？还要国师亲自算才能找出问题？！”

盐税这种东西，从账面来看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人家根本不做两本账，直接就天衣无缝了。

可惜姜星火和夏原吉的计算角度不同，是直接把宋朝的盐税数据翻出来，然后等比例去计算的，根本不按盐务衙门的账走。

既然抽税比例基本一致，官盐市场占有率更大，那么我直接按宋朝的数据，乘以0.6（宋朝一亿人口，明朝六千万人口），得出来的就一定是应收的盐税。

应收的盐税减去现在实收的盐税，再减去因为开中法兑换盐引而减少的盐税，那就是被贪墨掉的部分了。

无论你怎么做账，做的再巧妙，再严丝合缝，也没法规避掉这个漏洞。

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那么这么久了，没人发现这个问题吗？

当然有人，但发现的人，要么位卑言轻不敢说，要么利益相关不能说。

所以也就成了一些关键人物那里心知肚明的秘密。

朱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朱棣原本以为盐法虽然水深，但最多也就是十几万两的规模。

毕竟之前李景隆管着银课时候捞的那些，朱棣是一清二楚的，整个大明的银课，都不见得能捞出来十万两白银。

朱棣跟他爹朱元璋不一样，对于文官贪墨，并非是一点都忍受不了，在朱棣这里，只要你能干活，只要你拿的不是很过分，他都是能容忍的。

但没有想到，光是两淮盐场，被贪墨的就是以近百万两白银来计算。

而且，这是每年！

大明开国三十多年，在盐法里，总共被吞噬掉了多少财富？

如果不是姜星火告诉他真相，恐怕他还要继续蒙在鼓里。

想想自己刚刚登基，屁股还没坐热龙椅呢，底下就已经乌烟瘴气了。

这让朱棣怎么可能淡定？

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这样，别人都已经把你骗了了，结果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你已经知道真相了，偏偏又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这就像是明知道自己被人给绿了，还得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上班。

一想到这群人甚至连渣滓都不给朝廷剩下，朱棣便恨得咬牙切齿。

“陛下息怒！”

大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显然众位大臣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次参会的，主要是三法司和户部，再加上内阁和总裁变法事务衙门。

“息怒？你们让朕息怒？”

朱棣暴躁道：“如此庞大的数额，朕如何息怒？！”

皇帝到底是真生气还是表达某种姿态，与会的官员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接话了。

皇帝的目光扫向谁，谁就得自觉点。

刑部尚书郑赐，刑部左侍郎马京、右侍郎李庆，此时正是皇帝目光的聚焦点。

到了这时候，他们哪里还不明白，皇帝或许确实生气了，但作为皇权的世俗化身，他生气除了个人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某种再明确不过的政治信号。

——皇帝对现在的盐法制度非常不满。

这时候关乎到他们的个人命运，之前他们便已经私下碰头过了，自然不敢再有什么反对，于是郑赐出列说道。

“陛下息怒，请恕臣斗胆，盐法积弊已久，确实需要改变，刑部对于变革盐法并无异议。”

“陛下，郑尚书此言有理。”

新上任的审法寺少卿金幼孜也赞同道：“这件事必须立即查清，否则后患无穷！若是查不清此事，盐法上面今日之事将会反复重演，我大明必定因此元气大伤……”

金幼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而且绝对有私心，想要借势把新部门成立的第一仗给打好，但立场是没错的，其他大臣闻言，纷纷表示赞同，都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危机，必须要从重从快处理。

想想这段日子以来，每天批阅奏折处理国事时那种面对财政窘迫，愤怒又疲惫的感觉……朱棣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朱棣的后背靠回龙椅上，脸色阴沉得吓死人，一字一顿地说道：“陈瑛，把调查出来的结果念一念，讲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众臣闻言，皆屏住呼吸。

这可是涉及到了朝廷经济命脉的大案子，谁敢乱说话？

就连大皇子朱高炽也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

这些日子，陈瑛一直负责着案件调查工作，他带着都察院新补充、提拔进来的年轻御史们倾巢而出，把黄淮布政使司走了个遍，根本不用那些巡盐御史。

虽然陈瑛为人阴狠，但这种酷吏却无疑是皇帝手里最好用的刀。

即便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陈瑛的都察院，依旧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果。

此刻，他神态恭敬，语调却带着一股淡漠，平静说道：“回禀陛下，都察院通过对两淮盐场的调查，虽然没有搞清楚国师计算出的150万两盐税亏空出在何处，但既然两淮盐课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如此说来两淮盐场有大约70－80万两的盐税亏空，总该是有些端倪的，这次倒是可以相互印证，已经查出了不少问题。”

“其一，是纳粮与领取盐引的顺序问题。”

“原则上讲，国朝盐务衙门根据开中法的要求，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而开中的商人每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根据开中要求的路程远近等因素确定，被称为则例……实际施行的时候需要盐务衙门编制勘合及底簿，然后发给对应开中目的地的布政使司及都司、卫所。只有商人把粮食运抵缴纳到目的地，目的地所在的布政使司、都司、卫所签字了，用公文形式书写其纳粮及应支盐数，然后商人才可以凭公文去对应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取盐引。”

事实上，对于纳粮和取盐的先后顺序，朱元璋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盐引是商人将粮食缴纳到目的地后才能获得的凭证，就像是某种任务兑换奖励的凭证一样，本质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保障朝廷的盐税不出现以外，而老朱所谓的“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更是就差把“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态度挑明了……上学不带作业可以说自己忘家里了，要是运盐的时候没有盐引，那你脑袋就得搬家了。

陈瑛继续道：“但都察院的御史在彻查两淮盐场的转运提举司时发现，有本地豪商，是先取盐，后纳粮。”

此言一出，殿内顿时凛然。

顺序这东西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顺序一反，很多事情就不对劲了。

先上车后补票还是小事，若是玩的复杂了，那就是空手套白狼，这边拿着盐引，不去取盐，而是以盐引为抵押物去借钱，借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再打通关系拿盐引，若是周转不开就先卖盐换了钱，然后再把钱给晋商一部分，让他们去运粮，如果是一引盐倒也无所谓，如果上万引呢？

这跟某些产业的玩法是一样的，先拿着凭证去拉资金透支，再办事情，最后若是粮食运抵不了目的地，那也没办法，盐引被透支了是大事，谁都不敢戳破这层窗户纸，只能自己做烂账了。

朱棣这时候没说话，朱高炽、夏原吉、郑赐等人，神色也都明显有些诧异，盐法之混乱，显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短短三十多年，开中法最重要的根基都被动摇了。

“还有什么？接着说。”

“其二，是灶户跨过盐务衙门直接与商人接触。”

军户是当兵的，灶户自然是烧灶的，在老朱规定的大明社会分工下，灶户是食盐的生产者，而灶户生产的食盐，从性质上来讲，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盐，另一种是余盐。

正盐是灶户需要上缴给朝廷的规定部分，也就是每年盐产出总量指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定额，譬如今年需要生产200万引盐，给每个盐场分配后，盐场再给不同的片区分，最后再给灶户分，这种方式属于赋税性质，也就是所谓的计丁办课。

余盐顾名思义，就是剩余的盐，也就是除了正盐以外，灶户多煮出来的盐……煮盐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正如种田一样，不是说有多少种子或者土地面积有多大，就一定有多少产出的，虽然灶户的指标大部分时间都难以完成，但偶尔出现比预期指标要多，也是很正常的。

灶户手里的正盐和余盐都需要如数上缴，但按照盐法一开始规定，“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引分大小），给米一石”，余盐可获得高于正盐一倍的工本费。

嗯，不要以为大明是大发慈悲，这玩意就跟现代的支付宝刷地铁卡一样，名义上每个月消费满多少钱以上可以打折，但实际上你就是天天坐，最后也只是勉强过线一点而已，打折后赚到的部分，还不够受累的。

而按照盐法规定，开中的商人是在纳粮后才能到盐务衙门的仓库支取食盐，是不能跟灶户有什么联系的，灶户手里的盐上缴后，也是从官府的米仓里领取作为工本费的米，也就是“令两淮运司于各场便利处，置立仓囤，每年以扬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附近州县，及淮安仓并兑军余米内量发收贮”。

“但是余盐工本米改为工本钞后，由于钞法日渐崩坏，宝钞实际币值是在下降的，灶户本来仅凭正盐收益就无法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日夜煮盐，以增加盐产量的方式来维持生活……但由于朝廷赤字严重，盐务衙门管理混乱，越来越多的余盐，出现了无力包收的情况，面对灶户的抗议和商人们的请求，盐务衙门开始默认，商人可以绕过盐务衙门，直接从灶户手中收取余盐，以缓解余盐过多而盐务衙门无力照单全收的窘境。”

“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