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时候，礼部的三位，就已经同鸿胪寺卿在奉天殿中设溢议案了，如今不过是照本宣科。

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该有的一样不能少。

朱棣换了身衮冕，驾临华盖殿，坐在龙椅上当木偶。

然后礼部尚书卓敬作为捧溢议官，立于丹陛之东。

等鸿胪寺卿进来启奏以后，执事官行礼，文武百官礼赞，然后五拜完毕，奏请升殿。

导驾官前导，教坊司吹奏大乐，然后按照文武百官按顺序站好自己的位置，曹国公李景隆站第一个，作为监修官，待会儿他得把总裁官解缙负责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给捧上去。

卓敬抑扬顿挫地念着手中的东西。

“帝王有圣德神功者，必有尊溢徽称，荐之于天，刊于玉简，昭示无极。故三皇之称日羲、轩，二帝之溢日尧、舜，逮及禹、汤、文、武之称，皆由功烈谋漠之盛，此万古不易之典也。”

“太祖高皇帝配功德于乾坤，焕光华于日月，帝王之盛，无以复加。跻于遐龄，上宾帝所，万方哀悼，思慕不忘……臣等谨遵古典，稽溢法，太祖高皇帝宜尊溢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宜尊溢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这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朱棣自然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李景隆带着百官再行四拜，礼毕后，朱棣亲手举着溢议，交给翰林院进行撰写册文，上谥号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然后是李景隆献上《太祖高皇帝实录》，皇帝给参与编修的人员发赏赐。

朱棣这次很大方，不是按照建文帝修那版《实录》的赏格发的，而是直接按照高一档修《元史》的标准，再加一档进行赏赐。

对于负责编修的儒生们来说，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因为《实录》早就修好了，他们只需要照着建文版的进行删改就行，有的人压根没动几笔，而拿到手的赏赐却比之前的编修者足足丰厚了两个档次。

“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伯爵是超品，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所以只念爵位），赏银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赏银八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誉写监生、生员、儒士各银十两，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

到目前为止，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

由于是正经的朝会，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有事可奏，无事退朝。”

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大家都松了口气，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王景都躺板板了，谁还想上去触霉头？

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正是工部尚书黄福。

“臣有本奏。”

朱棣点了点头，说道：“准奏，黄尚书但讲无妨。”

黄福应了声后，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

“《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载：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军国之费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农者乃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

“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所谓‘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古之至理也。”

“臣闻陛下欲开海禁、行商贸，以求财利，为国大不妥也，望陛下深思之。”

黄福话音落下，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

朱棣皱了皱眉，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实录》冷笑了一声，问道：“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

“法无古今，唯时而已。”

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

“臣并无此意。”

黄福连忙否认，随即又恭敬地说道：“臣以为，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正是应该与民休息，劝科农桑的时候，此‘时’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既然‘时’一样，那么‘法’便不应该更易才好。”

得，黄福这是版本更新，迭代新打法、发力新赛道了。

他也不嘴硬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承认“法”可以变，但是得根据“时”来。

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

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他也委实辩不明白，于是看向了姜星火。

老和尚今日告了假，不知道去忙什么了，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

姜星火出列，拱手道：

“臣请廷辩，愿陛下允。”

廷辩，亦作“廷辨”，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用以辨别是非曲直，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

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若廷辩，恐失执政之体”（出自《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道二年》），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

而到了南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建炎元年六月》记载，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所以就有了“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请与之廷辩”……而此风一开，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执政（宰相）们隔三差五就廷辩，吵一轮方肯罢休。

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当然是拭目以待。

“允。”

朱棣干脆利落地说道，随后往龙椅上一靠，看两人对垒。

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但此时百官的心中，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套来反驳黄福了。

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法’要随着‘时’来变，但现在的问题是‘时’是一样的，‘法’还有必要变吗？如果变了，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既然允许廷辩了，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站在黄福对面，说道。

“黄尚书认为‘时’之相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黄福拱拱手，道：“愿闻其详。”

“洪武开国后，太祖高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根本，曾言：‘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乱，国家财政难以为继，极为空虚，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乱，道路断绝，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乱而荡然无存，所以洪武开国时才不能像两宋一样以商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太祖高皇帝将目光投向了农业税。”

“之所以选择重建农业而非重建商业，是因为农业能产出粮食，而粮食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商业则是在粮食等物质充裕后进行交换才有价值，没有粮食等物质，进行商业交换是无意义的……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自然看得到这一点，所以在洪武开国时才选择了重建农业，国家财政以收取农业税为主。”

“同样，既然要重建农业，收取农业税，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稳定地处于田野之中，那么当时大明有多少人口呢？又有多少青壮年劳动力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

是的，就是不知道，就连朱棣案上的《实录》都没有记载，因为大明开国的时候，没有进行官方人口统计，只有在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人口统计，数据分别是。

洪武十四年：全国有户共10654362户，总人口5987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户共10652870户，总人口6054万人。

两次人口统计，看起来数据相差不大，但里面却有很大的说法，那就是十三布政使司的户口数，存在着“南降北升”的现象，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南方除四川外，人口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2.83％，而北方人口却有了明显的增加，上升幅率达到了9.87％。

而正是因为洪武朝的移民实边，开垦土地，朱棣才有了对抗建文朝廷的本钱……否则就按元末北方的情况，没人种田没人当兵，拿啥来奉天靖难？

但虽然不知道洪武初年大明到底有多少总人口，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一定不乐观。

不仅总人口很低，而且青壮年劳动力更是因为长期战乱而锐减。

姜星火叹了口气：“徐达大将军北征，淮甸至山东，千里之途，渺无人烟。彼时天下可耕之田甚广，而可耕之人却寥寥，而天下之人就这么多，士农工商，任一一行去的人多了，其他行就少了，那按照此‘时’之情形，该如何立‘法’呢？”

“士子是读书种子，治理国家要用士，而且蒙元统治天下依靠刀兵，故而百年不到分崩离析，大明不能重蹈覆辙，得重新把以文礼治国抬起来，那就非但不能禁止人去读书，还得鼓励；而工者，小到镰刀锄头、大到兵器甲胄，都得手工业者来做，总是不能完全限制的，只能通过降低其社会地位，来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同时固定了这批人来做工，如此方能维持大明必须要器物生产制造。”

“如此一来，为了让天下人都去耕田，太祖高皇帝之‘法’，自然是重农抑商，只能是要用国家的手段，控制从事商业的人口，才能让从事农业的人口达到最大，这样大明才能收上来最多的农业税用以国家财政。”

姜星火顿了顿，复又问道：“那么请问黄尚书，今日之大明，与洪武开国时，同样是因为战乱而人口减少，但情形时势真的没有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