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绯袍太监恭敬领命：“遵旨。”

擂台上，姚广孝依旧静默无语。

他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根本就没空关心周围人对于自己的议论。

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条又一条驳杂难明的信息。

那些意识并非由他所创造出来，但是在他的“眼前”却如同活生生的文字一般呈现出来，甚至比文字更加清晰。

其实，这样的感觉并非是什么新鲜事情，每个人都有过，因为当人的精神集中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能够出现这种心无旁骛的感觉。

就像此刻，姚广孝的意识正处在一片清明之中，他根本听不见四面八方响起的嘈杂声音，仿佛整个人置身于静室一般。

忽然，他的目光移动了。

那些原本混乱嘈杂的喧嚣瞬间冲入耳膜。

姚广孝的回答极为简练。

“三代之时，可有三纲五常？”

这里要明确的是，“三代”这个概念，在姜星火的前世的网络论坛里有人认为是“唐尧、虞舜、大禹”，也就是俗称的尧舜禹这三代君主，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并一直沿用下去，在周朝初期还有统称夏、商为“二代”的现象。

而先秦主流学派的著作，更是对于三代有着明确的界定，譬如《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孟子·卷五·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

按理来说，这是曹端能猜度到姚广孝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了。

可姚广孝的选择，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话锋一转，来到了一个几乎没什么人涉猎过的领域，一个极少有人质疑过的“事实”。

“孔子非师君而理六经，六经皆史乎？”

这句话让曹端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袭向自己。

而原本以为曹端守住阵脚就能稳扎稳打赢下来的高逊志，也是同时面色凝重了起来。

为什么姚广孝短短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原因就在于孔子整理了包括《礼》在内的先秦著作六经，孔子是整理者，也是传承者，礼作为儒家的根本，并不是孔子所创造的，而是三代君师创造的，这既构成了儒家源远流长的学术源头，也造成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正如朱熹解四书，解得是别人的东西一样，孔子修六经，同时也用了别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完美无瑕的。

六经皆史，问的不是六经是不是都是史书，而是问的，六经是不是都是历史真实记载的载体？

曹端的心头，隐约间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儒家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秘密”。

那就是，谁都不敢保证，六经记载的东西，都是真的。

六经之所以权威，还得归功于秦始皇，政哥一把火烧了大部分先秦藏书，后面又经过战乱，儒家的六经虽然也受损，但至少五经传了下来，相当于成了孤证，说啥就是啥，这也是儒家能始终掌握话语权的原因。

历史长，够权威，懂迎合，换你当皇帝你也选儒家。

当然了，虽然先秦流传下来的书籍不多，但还是有的，所以难免会跟六经里面的某些记载有冲突，可儒家关于历史的话语权还是牢不可破，这就是因为，其他孤本证明不了自己是不是伪造的，也证明不了自己记载的就是对的。

两个矛盾的记载，你凭啥说我就是错的？

再加上儒家在大部分时间都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即便是有质疑的声音，也都被掩盖了下去。

曹端不确信姚广孝手里有没有什么能证明六经记载是错的的证据，但这话他没法答，索性曹端也不是不懂变通的，眼见着沙漏时间要走完了，干脆来了次装傻充愣。

是的，辩经是可以装听不懂的。

曹端一本正经地说道：“元代名臣郝经在《经史论》中有言：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

“经即是史，史即是经。”

这就是在装傻混过一个回合，等对方主动戳破，借此多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合的思考时间了。

不过曹端还是要脸的，他倒也没有强行去拿这个回合的主动权来反问一句，当然了，曹端也没什么可反问的就是。

姚广孝见对方装傻，微微一笑继续逼问道：“那到底是经在前还是史在前？”

曹端看着姚广孝咄咄逼人的样子，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确定，姚广孝手里到底有什么，能让他这么自信，但有些关隘他没想明白，于是继续搪塞。

“朱子有云：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自然是先经后史。”

这里其实是朱熹治学的观点，只有先读经，在此基础上体验先王的意图，然后再读史书来知道古今兴衰，除此之外，就是说儒家的经义是根本，史书只是考查古今治乱安危、礼仪制度的辅助。

姚广孝此时干脆彻底摊牌。

“汝口口声声说《礼》乃是三纲五常之根源，三纲五常是天礼也是天理，那么想来《礼》代表了更根源的天理，可这《礼》，便没错吗？”

曹端心中一凛，知道再也搪塞不过去了，不过他趁着这两个回合的机会倒也思考完毕，连忙答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君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同文为治。”

曹端正面回答了姚广孝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古人不会离开事情去讲道理，六经都是记录三代先王政治的典籍，道艺和德行都聚集在这几本书上，所以肯定不会错。

姚广孝问：“《礼》为官史乎？”

曹端答：“六经皆周官掌故，所有的典章著作都是藏在王室与官府的，当然是官史。”

姚广孝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人著史，就会有文过饰非。”

鏖战五场的漫长辩论，终于到了最终结束的时候。

双方从“古今之辩”这个命题开始，姚广孝以“变通”为核心论点，而曹端则一开始就以《周礼》为核心进行反驳，坚持崇古不变。

姚广孝迁延到“变通的关键在于人”，曹端反驳“礼就是用来约束和划分人的”，姚广孝说刘邦、刘秀等人都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曹端反驳说“礼是天地、先祖、君师的本源，周礼和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