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李至刚确实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能让堂堂一部尚书，这种中枢顶级大佬被送进诏狱，事情当然不简单。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由夏原吉给姜星火细细讲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害纠葛，让姜星火都有些为之侧目……最要紧的是，这件事究其根本其实跟姜星火是脱不开干系的。

李至刚这上半年本来还是很风光的，因为如之前所述，他接了个大活——操办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忌辰。

这是永乐元年最重要的庙堂活动，没有之一。

李至刚若是安心去办这件事，没人敢动他，但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李尚书是个不太能闲得住的人，对其他事情，哪怕跟他的本职工作无关，他也得发表点意见。

大佬也是人，说的通俗点，李尚书比较喜欢蹭热度显自己。

显然李尚书完全没有汲取洪武朝、建文朝两次入狱的经验教训，在尝到提议将北平府改为北京顺天府的甜头后，又开始故态萌发揣测上意了起来。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姜星火当初关于“舆战三策”的后续，也就是永乐帝试图以御史来钳制言路，为变法革新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永乐帝座下有一鹰一犬，这里面的“鹰”，也就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瑛，自然是干这件事最好用的工具人。

陈瑛刚提了左副都御史，手下缺兵少将，正好最近在国师祈雨过后，国子监里面舆论分为了不同的几个派别，吵得还挺凶，于是他向永乐帝请命，从国子监里挑点人来做御史，充当马前卒。

对于这种事，永乐帝自无不可。

陈瑛选了监生孔复、杨钝、张文明、李时秀、蒋彦禄、欧彦贵、何器、刘先等八人，直接提拔为为监察御史，然后又凑了原有的八个御史，把两京十四布政使司（建文四年拆分新增了黄淮布政使司）的人手凑够了，命手下的监察御史们分别前往巡视，重点监控舆论。

永乐帝很重视这件事，因为自从找一堆宿儒修了《永乐大典》/《大明百科全书》以后，骂他的人明显少了，所以本着让所有喷子都闭嘴的念想，朱棣亲自见了这些即将被派出去监控舆论的御史们。

陛辞的时候，朱棣说的挺情真意切的：“朕乃君父，百姓皆是赤子，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温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有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事情到目前为止，尚未失控，最多是国子监的监生们，看到陈瑛提拔的都是支持变法的同学，心里有些忿忿不平，说些怪话罢了，也倒也没什么……眼红嫉妒别人的崛起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原本大家都是同学，凭什么你一飞冲天直接进都察院当官，从此以后在内居家是娇妻美妾享受自在、在外出巡是仪仗开道威风凛凛？

但是这时候李尚书坐不住了。

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的他，某天晚上仍不忘喝点小酒，然后挑灯夜战挥毫泼墨，写了一封二百五十五个字的小作文蹭热度。

“论道经邦，必求贤才，兴利除害，必开言路，昔高皇帝励精图治，听纳无遗，三十年间，化行俗美，皇上即位以来，悉遵成宪，广开言路，博采群谋，凡有可行，无不听纳。

然无知小人，往往假此为名，或搜求细事，钳制诸司，或怀挟私譬，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摇，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德，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

诚宜榜示天下，果有益国便民之事，虽百工技艺之人，皆许具实陈奏，若官吏人等贪污、颠倒曲直、酷虐良善，及婚姻、田土、军役等事，必命自下而上陈告，若有假以实封建言，暮越上司，径赴朝廷干冒者，治以重罪。”

——这下坏了！犯众怒了！

李尚书本来是想蹭个热度，结果开团冲的太猛，把自己陷进去了，回头一看，队友一个敢跟的都没有。

就是陈瑛这般如张汤、主父偃一般古之酷吏的人物，可都不敢公然说要给“假公营私的谏言”的人治罪！

这是古代宦场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因为“为国为民的谏言”和“假公营私的谏言”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李至刚喝醉的时候想的很好，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很容易就会导致一旦有政争发生，那么所有人都被扣上“假公营私的谏言”的帽子。

这样一来，谁还敢进谏？可不让官员进谏，那就是剥夺了官员的话语权！

而联想到眼下姜星火在江南做的势头凶猛的变法浪潮，再结合永乐帝派出御史巡视两京十四布政使司的举动，官员们自然而然地会考虑，这是不是永乐帝授意李至刚上书的？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连任何意见都不能正常表达了？

李至刚酒后写的这封奏疏，无疑是破坏了庙堂游戏规则的冒失举动，而且马上就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既包括对他本人，也包括对于变法。

保守派的反击很快就到了。

都察院不是左副都御史陈瑛一个人的天下，相反，在都察院里，有着另一股足以跟他抗衡的势力，领头者就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信。

黄信，江西彭泽人，洪武朝由太学生任御史，然后在都察院系统里埋头苦干多年，建文朝升任右副都御史，如果陈瑛不空降，想来是该黄信提拔成左副都御史的。

其实看看简历都知道，江西人，右副都御史，跟陈瑛不对付，反对变法。

这可是明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这十个字都说烂了。

当这些要素凑齐了以后，他到底代表什么阶层来发声，一目了然……自然是在江南士绅被姜星火严重打击后，马上在变法规模扩大后，就会面临利益受损的江西籍贯地主阶层，以及大部分江南士绅联手进行的反弹。

当然了，黄信也不是傻子，他既然觉得有可能这件事是永乐帝授意李至刚干的，那肯定不能直接上书对喷，那相当于梗着脖子上去给朱棣砍，还是要讲究点斗争策略的。

于是，黄信让手下河南籍的御史提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位于河南布政使司的殷商太师比干墓及祠堂坍坏了一部分，但当地官府久久没有修理，请朝廷催促一下，让他们按照‘摊役入亩’的规定，出点钱雇人修一修。

遇到困难地方解决不了，就托人找关系，找京中老乡帮忙发声让朝廷重视、督促一下，这种事在明代的庙堂里，非常非常的常见，压根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

而且如果稍稍换位思考一下，地方官府不修也有不修的道理，之前便说过，中原腹地刚刚遭受了四年靖难战争的摧残，现在正忙于重建，活人住的地方都修不过来呢，哪有人力物力给死了数千年的比干太师修墓修祠堂？

而且从另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河南布政使司财政的紧张情况，之前在朱元璋的墓前，朱棣跟周王交谈，事实上已经反映了，就算是周王复国重新在开封修王府这种大事，还是得皇帝亲自过问，河南布政使司才能抠抠搜搜地拨出两万石做额外补贴，两万石什么概念？当初姜星火在常州扮作粮食商人暗访，人家一家米耗子米店的存货都不止两万石！

……所以说眼下的河南布政使司的钱袋子已经是捉襟见肘，丝毫不夸张。

这封奏折，内阁经手的杨士奇、黄淮等人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大皇子朱高炽审阅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到了永乐帝那里，朱棣自然是扫一眼就过去了。

“屁大点事，别浪费朕的时间，交给河南布政使司找人随便修一修。”朱棣当时大约是这么想的。

至此，黄信安排这位河南籍御史要走的全部流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就是静等结果。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河南布政使司哭穷，修不了。

在非原则性的小事上，大明地方的各布政使司，并非是朝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相反，互相踢蹴鞠才是常态……当然了，如果皇帝龙颜一怒了，那肯定还得乖乖干。

但是皇帝没那么容易生气，大部分事情也不是皇帝非要布政使司干，皇帝只是承担了中转的作用，把其他部寺或地方的请求通过圣旨等形式转达给布政使司，事情往往跟皇帝一文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修比干墓这种事情一看就不是皇帝授意的，河南布政使司的官员们当然能推则推。

但消息传回南京的那一刻，就意味着黄信总攻的时刻到了。

这是一次标准的借题发挥，数十名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奏疏，如雪花般淹没了内阁，而且这次内阁的举动也颇为值得玩味……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甚至包括金幼孜，这五个江西人一声不吭，直接把奏疏都递了上去，递到了永乐帝那里，然而永乐帝却并没能及时看到。

黄信这次以必死的决心，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性，他的奏疏是这样写的。

“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净死且不避。

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韬面艘，以苟富贵。

明君乐谏净而国以兴，昏君乐才韬而国以亡。

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

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

陛下当以是为戒，臣工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大明之洪业。”

随后，陈瑛和他刚刚提拔的一众御史，也被以“骚扰地方”的名义弹劾了。

至此，图穷匕见。

修比干墓是假，借着“比干”这个历史上最早出名的谏臣，来反驳李至刚的奏疏，攻讦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庙堂大佬们手段高明之处了，整个攻势暗藏杀机，却又偏偏不到图穷匕见，看不出任何端倪，等到刀锋闪烁的时候，想要阻止已经晚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反击手段了？错，最精彩的连环计还没到呢，只能说李至刚下狱下的不怨。

正巧朱棣那几天去江北的凤阳留守司视察军务……好吧，根本不是什么正巧，人家就是掐着这个时机来的。

被弹劾的陈瑛毕竟是骤升高位，狠倒是够狠，可惜经验还是欠缺了点，顿时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越急就越容易犯错，陈瑛本来就没朋友，这时候能找来商量事的，就一个纪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