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现在的理学恐怕是做不到的吧？”

这里便是要说，《论语·子路》的这段问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对于‘士’这个官吏阶层的亲自定义，就是在两点，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存学编》里对宋明理学家，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

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

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从《儒效》上那套搬出来的，倒也贴切。”

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说什么。

说实在的话，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

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

原因无他，就跟姜星火前世互联网大厂的黑话一样，什么颗粒度、什么用户心智、什么私域流量……说白了，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人的钥匙。

只有拥有了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到这扇有效谈话的大门里，才能被认为是同一水平或能够谈话的人。

而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很多人为了能够彰显自己，就喜欢掉书袋/说黑话，让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觉厉一把。

但无论如何，这也确实是这个年代辩经避免不了的问题。

张宇初所说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也是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点了点头道：“所以，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说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后来的儒学，自从经学开始，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

张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观点，他复又说道：“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方才取得独尊地位……而这时的儒学，早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经学。”

所谓经学，便是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传统儒学，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特点的学术体系，经学的产生，对儒学的推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纵观两汉四百年，经学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体系。

而东汉中晚期更是如此，选拔官员都是要看经学水平的，故此在当时也多了很多诸如卢植、郑玄等以经学名满天下的大儒。

“玄学呢，有可取之处吗？”

“……狗屎不如。”

“理学自然更不可能，我们总不太可能从理学里找到打败理学的东西。”

张宇初也是这般想的。

程朱理学，说白了以一种精致的思辨的哲学体系，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论证为永恒的天经地义、世界的根源、宇宙的本体，来替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作辩护。

所以说，程朱理学跟日心说与万有引力，不说是水火不容吧，也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老衲倒是有一个想法，或许可以破解姜圣面临的困局。”

道衍忽然开口说道。

“大师请讲。”张宇初亦是从沉思状态里中断。

道衍转动起了手中的念珠，缓缓开口道。

“荀子曾言：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

张宇初眼眸一亮。

他明白了道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