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

献殿高宗神位之前。

圣神皇帝定下帝陵事,就再次上了香，似在与幽冥之中的先帝，告知这个决定。

之后,圣神皇帝轻轻拍了拍手中的敬香余末，然后开始一件件翻看献殿中供奉的先帝生前御服。

毕竟，也过去了几个四季，只恐在这里供奉的人不够上心,有衣裳霉变都不知。

而姜握则已经想到了旁的事——

修皇陵，着实是一笔大的开销。

当年太宗皇帝所说起的‘因山为坟’能够‘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工’,也只是相对于平地大造山陵。*

是一种相对的‘省’。

实则,还是要耗费人力物力的。

这还让姜握想到当年一桩旧事：先太子李弘过世后，先帝就甚为悲痛，下旨以天子之礼为太子送殡,并为之起恭陵（一般只有帝后的墓才能叫做陵），百官亦要随之着三十六日降服。

不比昭陵、乾陵,都是皇帝登基后就开始修，有安排有计划，工期也不急。

当时李弘的陵可是等着要用的。

于是朝廷征工甚急，以至于‘民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1]

到了这种引发民怨的徭役程度，当时在朝上的宰相们是集体上过书劝谏的——原本顾忌着帝后失子之痛,对先帝下旨修陵而非墓都未有深劝（主要先帝的性格也不是听人劝的）。

但发生民工大逃亡,甚至因打伤了官员甚至可以说是哗变之事，宰相们再不能不管了。

群臣劝谏，这才劝得先帝罢手。

然这种事一旦发生过,不可能了无痕迹，史书是一定要记一笔的。

圣神皇帝修陵墓，自要好生安排，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总要不伤民生才好。

而在翻检过御衣后，圣神皇帝一转头就见姜握在怔怔出神，不由问道：“是不是太累了？若累了，咱们就回去。”

依山为陵，还代表一事：后人来祭拜，都得先爬一段山。

姜握摇头：“不累，我只是在想事儿。”

“想什么？”

姜握如实道：“挣钱。”

圣神皇帝先是一笑，然而接着就明白了：“为朕的皇陵？”

姜握点头。

圣神皇帝温声道：“你且不必想太多。”她自然也记得先帝年间为弘儿修陵逼催民力的旧事。

“朕自不会重蹈此覆辙。”

“再有，朕亦知，自古至今多有盗贼欲发皇陵。而盗贼所求，多为奇珍异宝。”

圣神皇帝望着献殿：“朕之皇陵，可不置金玉珠宝贵重器皿，一应所用之物可如古之贤者，以木、纸、土为代。”

古人讲究侍死如侍生，所以帝王陵墓中，自多有生前所爱奇珍，且会如阳间居所一般，家具器皿俱全。

如今圣神皇帝不欲如此，一来，可以熄盗心。

二来，皇帝又提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为朕之天下，珍宝留之于世即可，又何必置之于陵。”

将来，子孙后世，亦以此例。

**

仲春时节，在宫中还不觉得，但此时望山脉，便已然见山体染了一层蒙蒙新绿。

既定了要修皇陵，甚至连皇陵的山脉也大致定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陵墓规制。

在本朝，圣神皇帝自是创始之君。

且她又是古往今来第一位女帝。她的陵墓如何修建，会成为后世历代女帝参考的重要指标。

毕竟每一朝每一代的陵墓修建，都会参考前面朝代。比如唐代的帝陵，在许多规制上都是参考的汉代陵墓。

然而……

怎么说呢，在这方面，上一位开国之君唐高祖的陵墓，基本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可借鉴处。

圣神皇帝从前做皇后时，自然也是去祭拜过高祖的献陵。此时就略蹙眉，把高祖李渊的皇陵一一数来——

“虽是开国之君，然献陵的陵园最小，只有太宗昭陵的六分之一。”

当然，高祖李渊临去前，是留下过遗诏‘为他修帝陵，务得节俭节约’，但，这必然是一句客气话。

毕竟但凡稍微要一点点脸面的皇帝，也不可能在遗诏中说：给我大修陵墓，给我修的比历代皇帝都要豪华！

每个皇帝临走前，几乎都会留下‘薄葬’的客气话。

而之后，自家的陵墓到底如何收尾，就看他人心如何了。

高祖李渊，显然人心不如何。

他的陵园修的窄小也就罢了，毕竟当时没有昭陵做对比，没有对比就显不出小来。

问题是，他的陵墓边上还有邻居。不是圣神皇帝这样选择的邻居，而是旁人为他选定的邻居——就在他皇陵东边的十来里处，就有一座汉太上皇陵。

多么合适的邻居，大家的身份都一样呢！

这还不算完。

需知以山为陵，是从太宗皇帝起的。也就是说，高祖李渊的陵墓，依旧是在平原上堆土起冢。

既然是堆土，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堆多高呢？

当时太宗皇帝令朝臣们商议此事。

房玄龄房相站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以汉代堆土为陵为先例，陵墓最高为九丈(大约30米)，而其中最低的最低三丈(约10米)。

那么，高祖李渊该在一个什么高度呢？

房相‘先礼后兵’，先排除三丈，说这个不太适合，有点太卑微了。

其实按理，开国皇帝没什么可议论的，陵墓九丈就是了：毕竟，在汉代是有旧例的，汉代长陵（刘邦的陵墓）就是高九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