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先礼后兵这一招，谁都会用，包括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开始也是想‘礼’一波的：他带头捐出了自己的少府（小金库），然后期待着这些掌握大量财富的商贾，能主动为国捐一波军费。

然而，毫无动静。

白捐了自己私房钱的汉武帝：好的，朕的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

很快，在桑弘羊和张汤的一并筹划下，汉武帝出台了‘算缗令’，商人每两千文中要交一百二十文的税（因汉代一百二十文是一算，故名‘算缗令’）。

不但银钱要交百分之六的税，而且商户家的车、船也都要抽税。

百分之六的税率，其实并不高。但人性多半如此：如果一开始，只拿到百分之九十四的钱，其实也就算了。

但如果钱已经百分百到了自己手里，再交出去百分之六，尤其是按财富总数来说，百分之六又是一笔不小的款项，那很多人就不舍得了。

正如此时世家。

对他们来说，哪怕心知肚明是违背律法的。但这些土地已经侵占到手了，再让他们主动吐出来，就不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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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利益真是世界上最实在的东西，什么礼法、道理、大义，甚至律法，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往往只有少数人把持得住，会遵守。

因此哪怕是汉武帝之皇威，在出台了算缗令后，一开始也并未收到多少银钱：毕竟汉代也没什么透明的收入记录系统，都靠商户自己报收入交税。因此，富商们多‘藏匿其财’，不肯按数交钱。

藏匿真实钱财数目，不肯主动交百分之六是吧？

于是在算缗令之后，汉武帝很快跟上了‘告缗令’——鼓励揭发，如果被揭发了‘隐藏财产’的富户，就直接没收全部家产，还分给告发的人一半！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何况还有巨额奖励。

于是很快，隐匿钱财的富商巨贾之家，均被告发，效果斐然：“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1]

针对世家量身定做一版告缗令。这就是姜沃给他们准备的第二道大菜——比起来，滕王只属于标志性前菜。

只有滕王先站出来揭发几家，才会有人敢于继续揭发：有了带头的，就不怕没有后来者。

不过，姜沃今日要教给婉儿的，并非是她早就学过的汉武帝政令之一，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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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儿已经读过《史记·平准书》，觉得告缗令如何？”

婉儿认真想了想，先将告缗令使国库充盈等看得见的好处说出来，之后又道其弊：“可亦如司马公所言，自此后，民多以举告得财易，‘不事畜藏之产业’。”[1]

确实，告缗令也自有其弊端：检举旁人得钱多么容易，且若是自家辛苦积攒钱财，还怕被人举告了呢，还不如直接躺平。

因而明明是为了更好的税收而施行的政令，但长远来看，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和税收。

告缗令就如同药。

是药三分毒，且人也不能长久的拿药当饭吃。

于是施行数年后，武帝也终究废除了告缗令。

*

姜沃取出一枚常用来起卦的钱币，放在婉儿手上，给她看，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

在如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前，姜沃很认真对她的弟子道：“婉儿，世上没有一劳永逸之政令，告缗令在武帝当年合用，可解燃眉之急。”充盈了国库，解决了当时‘官府大空’的窘迫，更为抗匈奴提供了银钱保障。

“今日师父或许也要拿来用一用。”通过旁人的检举告发，令世家好生放放血，毕竟指望他们自觉自愿交出侵占的土地是不可能了。

“但有立竿见影之效，并不代表就是百世不易之法。”

正如婉儿说的，告缗令亦留下了弊端。

姜沃郑重道：“所以婉儿，不要害怕改变。尤其是不要害怕改变师父的决定。”

姜沃看着眼前的孩子：她相信，将来婉儿也会立在朝堂之上。

自己应该是她的引路人，而不该是阻碍。

师徒名分，有时候天然带着一种礼法道义的压制，就像皇帝刚登基时，被人各种以‘先帝’谏言，请其无改父之道。

或许将来，也会有人用她来针对婉儿。

姜沃希望，自己不是束缚住婉儿的人。

“婉儿，如果将来，你能改变今时今日师父的各种条例形策，我会很高兴的。”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过去，连沧海都会变为桑田，何况是人世之变。

许多当年推出时大有裨益的政令，或许会逐渐变成陈规陋习。

就像科举制，从隋唐打破世家垄断官职选拔人才，到后来的固化，学子们多闭门学经史子集，世事不通。

永乐大帝甚至直接开骂过科举官员大部分是蠢货：“岁贡中愚不肖者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可任安民之寄？”[2]

姜沃终于对婉儿说出了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

“婉儿，师父只能按如今世事，来定今时今日之计。将来的事，交给婉儿好不好？”

不要害怕改变，不要宥于先人之言。

这才是她想教给婉儿的，远比‘告缗令’这项政令，甚至比她此番整饬世家更重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