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黄锐再一次在警局里见到这一家人, 这回是邻居听到动静后报警，那个孩子呢？孩子没能跑出去，为了护着他妈, 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 母子俩当晚都被送去了镇上的卫生院。

黄锐去看望俩人, 那也是第二次, 靳邵脑袋和手上都绑着绷带, 小小一只就那么扑通地跪在黄锐面前, 靠双膝前进去抱住大人的腿，潸潸地求他, 求他把他的妈妈送走。

当时房间里两个人都愣住了。张明珠不是没想过走，她一直在筹谋, 她偷偷攒钱，想有朝一日离开这里，离开那个恶心的男人，可想到靳邵，想到这栋房子，她又被绊住脚——哪怕家丑闹到街坊四邻，大家见了也都个个成了和事佬，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地劝说，日子总是这么过的, 大家都是这么过的。

她不停地鼓足勇气又偃旗息鼓。

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被靳邵撞破过, 垃圾桶里买了却又撕毁的火车票, 几次三番内心纠结翻出来的结婚证, 他看在眼里，通通都记在心里。

他才那么小, 他什么都懂，生活在他身上割开一道道裂口，他仍然笑着，跪到床边，去抓住母亲颤抖着、仅二十来岁就覆满老茧皱痕的双手，说：“我不走，妈妈。”

他说，我不走。

我就在这里，守着这里。

黄锐至今也没想明白，是怎样的勇气，能让一个孩子说出这种话。

他顽强又善良地活着，坚如苍松翠柏地成长，却是个连出生都被冠上一种罪孽的人。

那天黄锐步履维艰地走出卫生院，气到胸腹胀痛，他没法儿再对这个疯狂的家庭视而不见。

被关押在看守所后，黄锐妄想与靳勇谈判，男人理所当然地叫嚣着不肯离婚，说媳妇儿是他真金白银娶回家的。调解不成，黄锐另外垫出一笔钱，鼓动张明珠准备离开，她摇头说不能回娘家，靳勇能找来，黄锐就给她买好车票，找自己的外地朋友帮忙寻好她的临时去处，让她先走，镇上人都多少沾亲带故的，婚不好离，先脱离这个环境再论别的。

家里没有闲钱，钱都被那个畜生吞了，张明珠能握紧的只有一纸房本，早添上了那时还未出世的靳邵的名字，她临走之前，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黄锐，但靳勇不会善罢甘休，孩子是男娃，靳勇不会把他打死了，但也会折磨他，会套孩子话，她放心不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拜托黄锐。

……

故事到这，黄锐陷入一种蹇涩的沉默里，黎也跟着他沉默，心情沉沉下坠。

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此波折苦难，竟会叠加到一个如今才只有十七八的孩子身上，这个人平时掩饰得可真好啊，谁也看不出来，他的忧戚藏得只有自己知道。

黎也看门外，靳邵还在笑哄着熊熊，他越笑，就笑得人心底发酸。很久，才出声问：“所以他妈妈那次走之后，就没再回来了？”

黄锐神思恍惚着缓慢摇头，像是还陷在久远的过去，“隔了得有快两年，他妈找了个城里的外地佬回来，起诉离婚，彻底跟他爸断了关系。”

“没把靳邵带走？为什么？”黎也疑义道。

黄锐随她一并看到了门外耐心哄孩子的少年，艰涩地闷了声：“她有新的家庭，丈夫对她很好。”什么也没多说，但把所有都概括了。

四十来岁的大叔，分明也没有多老嘛，偏偏手心是陈年厚茧，头发是白里挑黑，只有身为民警那一根经年傲挺的脊梁骨。

靳邵这个孩子在他生命里刻下的意义不言而喻，反复提起，反复痛心，“你说他还会怪他亲娘吗？不会，他娘也是苦命的，走了好，走了他高兴，他自己过得好不好都高兴。”

黎也屏息提了口气，沉沉叹出：“他妈妈走后，他爸也经常打他吗？”

黄锐摇头，说打，打得少了，“我早想让这孩子跟我住，他爸不同意，他也犟着，说不行，我晓得他不想给我添麻烦。我就说算了，常常去看他，靳勇犯过事儿，也会给我三分面子。”

“后来有一段日子我再撞见他，他还是总坐在家门前，不怎么理人了，整天垮着脸，你说那小屁孩儿，事儿憋心里头憋出问题怎么办？我就着急，每天都去看看他，和以前一样逗逗他，他偶尔叫我一声叔，我都高兴。”黄锐想着，除却叹息，还是叹息，“靳勇还恨着他妈，要不到房本儿，也不怎么理他吃饭、上学，孩子隔三差五我顾着吃喝睡，我那时候也没个一儿半女，当他算个干儿子，别说，这干儿子可没少气我。”

说出来是指责，却笑起来，似年长的大人无奈瞧着自家调皮捣蛋的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