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当年程子、朱子讲学之所，张江陵此举，更甚秦始皇焚书坑儒！”

“江陵为官本就霸道，朝堂诸公敢怒不敢言，当年严嵩当政时都未曾如此，江陵之恶胜过严嵩！”

民间议论纷纷，何心隐人在湖广，又大声疾呼，写下《原学原讲》一文。

“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注1）

何心隐在文中直接说，讲学之事起源于孔子，张居正欲毁讲学一途，便是自绝于圣人之道。

何心隐与张居正也算是旧识，事实上，何心隐的名号如今越传越响，也与张居正脱不开关系。

何心隐和耿定向关系不错，耿定向曾将何心隐引荐给张居正，可惜两人天生气场不合，张居正言何心隐“时时欲飞”，判断可谓十分准确，而何心隐曾在耿定向面前道，“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判断也准。

随着张居正当国日久，何心隐的名气一日比一日大，天下读书人似都在等他那句“当国必杀我”，看张江陵是否真能痛杀何心隐。

《原学原讲》一文自然又将张居正狠狠得罪了一通，因而正月一过，张居正便令礼部重申，儒童读书经社学，生员读书经府州县学，而不必经书院一途。

除此之外，何心隐也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住，被下了牢。

此前何心隐几次三番被通缉，都因官场上有人相助得以逃脱，但这一回张居正十分恼怒，纵是读书人群情沸腾，王之垣依然不肯将何心隐放出。

柳贺与姚弘谟琢磨数日，终于将一份报纸的框架搭了出来。

大明朝与后世毕竟是不同的，朝中若出了政令，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叫百姓知晓，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百姓们也接受了这种不平等。

因而头版放什么，柳贺很是纠结。

细想之下，这报纸都不必处处仿照后世的报纸，只论礼法也可，比如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碰撞，便可堂堂正正登于其上。

朝堂与民间大儒论礼的文章也可放于其上。

而到了具体的政见上，则可以强调其推广之效与具体缺陷，比如一条鞭法在地方上的施行，其中若有不当之处，就可通过报纸曝光。

次版三版等，则可放一些快讯，比如某名人逝世，还可放些农事水利医学的科普，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节选，还有袁黄写就《举业彀率》，可谓士子在大明朝必备的《五三》。

后几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点仍在头版，柳贺此时已经可以想象，若报纸真推出了，效用好的话，恐怕能抵过数十位御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朝堂权力向民间的让渡，便是交至

张居正手中，他恐怕也会不许。

……但也未必。

就如科道，落到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手中，便是排除异己的武器，说是指哪打哪也并不夸张，可之后申时行登首辅之位，他制不住言官，言官便处处与他作对，当时万历又借助言官牵制内阁，言官势大时甚至可以提名阁臣。

武器本身是不带目的的，要看人如何用它。

……

潘晟将二人琢磨出的报纸细细翻阅了一遍，看向柳贺的神色更是意味深长。

他原以为柳贺只是随口一说而已，然而他见了柳贺给他的例报，只觉内容十分充实，许多民间之物潘晟也未听说过，比如柳贺此前进程给天子的甘薯，他似是找画师将甘薯画下，又详说甘薯如何晒干保存、如何烹食、如何种植。

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一栏，将薄荷这一味草的用处讲得明明白白。

“柳泽远之才老夫原已知晓，今日再看，老夫不知之处仍有许多。”潘晟道，“只是这头版，老夫也不知元辅能容忍到哪一步。”

姚弘谟附和道：“泽远已极是小心了。”

潘晟也只能感慨，柳贺多亏了是张居正的门生，若是换成旁人，这报纸恐怕都不能递给张居正。

但潘晟觉得，若是在头版中加以圣人名言警惕世人，也好过书生们聚集在一处妄议朝政——朝廷不引导，读书人便可处处议论、时时议论、事事议论。

而这是不受控的。

可朝廷若能加以引导，即便读书人反对朝廷之政见，但其所议内容依旧在朝廷控制之内。

换句话说，以报纸的形式不知不觉中引导读书人，读书人以为自己在争论朝中大事，可他们所争论的，皆是朝廷想叫他们议论的。

书院毕竟只是一处场所，书院可以禁绝，却禁不了长着嘴的读书人。

若真将书院禁了，逆反心理作祟，读书人恐怕会论得更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