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个别人居然拿我的小孩子说事，向侍九生书记反映说：“甄镇长住在机关办公室相连的院子里，也不管好自己家小孩，孩子经常在办公室吵吵闹闹，影响办公秩序。”

还无中生有地说：“甄镇长这样做，是在沽名钓誉，拢络人心。

并向侍九生书记煞有介事地汇报说：他们在东园村听到不少干部群众说，甄镇长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干部，实在，不图名，不图利，不作假。

镇里的侍书记来镇上好几年了，整天只知道喝酒吹牛，迎来送往，我们老百姓连他人影子都没看见，如果他能像甄镇长那样，把一半心思用在我们老百姓身上，我们河套镇早就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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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九生书记就像一个轻信谗言的昏君，没有经过调查和核实，居然轻易地相信了那个别人的挑拨离间言论。随即对我产生了不满情绪，认为我在故意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压他的威风，甚至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在班子会议上多次像一只隐藏在暗处的蛇，含沙射影地批评我。我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奈，就像一只被冤枉的兔子，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解。

有一次，县里召开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向他汇报会议精神，并像一个忠诚的臣子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建议。

然而，他却像一个固执的独裁者，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不需要再向基层村组传达。

我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不仅不予采纳，还在以后的领导层面的活动安排上以我不是党委成员，不懂工业生产为由，不再让我参与全局性的重要会议。

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沮丧。

日子在挫折和困境中缓缓流逝，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不经意间再次转动。1990 年 2 月，一道曙光突然降临。

我被任命为河套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在班子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三位。

距我到河套上班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一任命让侍九生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开始像一个宣传大使，公开宣传我的工作成绩，表扬我能深入基层，亲自培训农村干部及农村大户骨干，做得非常好！并表示要向县委举荐我。

在他知道自己即将调走之前，他像一个精心布局的棋手，安排自己和镇长桑吉祥同时出差，并让秘书在他们走后的两套班子会议上以书面的形式宣布由我主持这段时间的全面工作。

我仿佛成为了一艘大船的舵手，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在主持工作的将近一个半月里，我全力以赴，把党委政府及党政各部门的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的努力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全镇干部群众及两套班子成员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然而，命运却再次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县委原计划在侍九生调离后直接提拔我任河套镇党委书记。

但就像命运的捉弄，由于两个因素，使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一是当时的侍九生书记表里不一，口蜜腹剑。

他不仅没有在县委领导面前推荐我，还像一个阴险的小人说了很多不利于我继任书记的话。其中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一条是：甄皓是农学院毕业的，学的是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管理。

而河套镇是工业重镇，农业经济在全镇经济中所占比例极小，所以他不适合留在河套镇担任书记，但可以调到农业大镇去担任书记。

侍九生的这一说法立刻在领导心中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对否定我在河套提任书记一职起到了极佳的效果。

二是当时在河套镇蹲点的贺近元也持不同意见。贺近元当时是常委组织部长，他是那位说话很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死党”。

我和他没有工作上的交往，我认为他对我的态度也没有明确的好坏之分。

他的不同意见仍然是出自于那位说话很影响力的领导人的乁惯性思维。就这样，我在河套镇提拔书记的动议最终像一个美丽的泡沫破灭了。

这一演变过程，是时过境迁后，和当时的决策人在沟通交流时亲口告诉我的，不会有半点虚假。

1990 年底，侍九生书记调离河套镇，前往县计划委任主任一职。与此同时，韦洪伟调任河套镇党委书记，县纸厂副厂长祈成涛同志也被下派到这里，担任工业副书记、副镇长。

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宛如一阵新风，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期望的曙光。

新的机遇如同闪耀在眼前的星辰，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愈发沉重。我就像一名即将踏上漫长征程的战士，充满决心地要继续努力工作，为河套镇的发展倾尽全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与其他班子成员合作和沟通的重要性，如同紧密咬合的齿轮，只有协同运作，才能推动河套镇不断向前发展。

我满心坚信，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引领之下，河套镇必将如同破晓而出的朝阳，迎来更加绚烂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