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育种队长期间，每天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

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在往返的途中，必须经过公社化工厂女工宿舍住地。

有一次在回来的途中，车后夹着的一本书不小心掉了下来，被一个女孩捡到了。

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将书拿在手中，腼腆地走上前来，叫着我的名字问：“甄皓，你怎么天天打这里过？”

她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一时之间竟语塞了，只是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声“谢谢你”！

“你这人倒挺客气。”她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调皮地回答。

我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她更加调皮地回答：“大名鼎鼎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看过你的信呢？”

听到她这句话，我的脸顿时唰的一下红了。正在我尴尬无语的时候，后面有人叫道：“小刘，快过来，有人找你！”这女孩转过脸再次和我彼此对视了一下，我也再次道了一声谢谢，然后推着车子走了。

我推着车子，一边走一边心里犯嘀咕：这位姓刘的女孩，怎么会看过我的信呢？我又没有给什么人写过信啊，她怎么能口出此言呢？这可不像在开玩笑啊！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脑海里忽然闪起前不久在公社召开团委委员会议的时候，我曾和钟萍委员在会场上开过一个玩笑的过程。

钟萍是本公社常集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也是一名年轻党员，和我在同一时间当选为公社的团委委员。

经过几次会议的相处，我们彼此逐渐熟悉起来。我了解到她和我同龄同岁。

在会议休息期间，一些年龄较大的委员们总是喜欢拿我们开玩笑。后来，方知堂书记干脆当着我们的面，撮合我们建立恋爱关系。然而，钟萍并没有强烈反对，只是微笑着默认了。

中午休会的时候，方书记带着一抹狡黠的笑意催促我主动些，那目光像是看穿了我心底潜藏的一丝羞涩与期待。

于是，下午继续开会时，我像是被一种微妙的力量驱使着，撕下一张纸，笔尖在纸上划过，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写道：“钟萍美女，方书记他们在开玩笑，不知你是否愿意当真。如果你有意与我相处，下次开会时请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愿，就当这是一张废纸扔了，我们仍以同志相处。顺致，敬意！甄皓。9月18日中午。”

写好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叠起来，像是捧着一颗脆弱的心，递给了她。

等到第二次开会，我们的目光偶然交汇，那一瞬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电流在空气中穿梭，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了视线。

以往开会时，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可从那以后，中间像是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我们一般都会隔着几个人坐。我当然想到钟萍肯定是把我写给她的便信当废纸扔了。

方书记等人从此以后也识趣地不再开我们的玩笑了。

可事后多时，我常常陷入深深的后悔和羞愧之中。我懊恼自己当时怎么就听了方书记的撮合，写了那张纸条呢？这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

这个刘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要知道，除了给钟萍写过那个便信，我还真的从未给别人写过类似的东西。

钟萍这人怎么能这样不尊重人呢？扔就扔了，还能当着戏弄别人的资本吗？这个疑问像一只小虫子，在我心里不停地挠着，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怀着满腹的疑惑向妇联主任的女儿方吉银打听情况。

果不其然，就像我心中隐隐担忧的那样，这位刘姑娘所看的正是我写给钟萍的那封便信。

事情的真相如同一个荒诞的故事。钟萍当时正在和刘姑娘在部队当兵的弟弟谈恋爱，两人的关系已经基本确立。

她为了让刘姑娘知道她和其弟弟的相爱是真心且唯一的，竟然把我随手写的便信拿给刘姑娘看，还征求她意见问是否要回信。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对我的极为不尊重或嘲讽。

我的信就像一片被随意丢弃的树叶，肯定是被当作废纸扔掉了。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刘姑娘亲口告诉我的事实。

当时的我，对钟萍的做法感到无比困惑，这种困惑就像一团迷雾，在很长时间里都笼罩着我，让我无法理解她，更无法原谅她。

方吉银误把我打听刘姑娘是哪里人的事，当作我有心求爱的动机，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姑娘。

几天后，当我再次经过女工宿舍时，被几个姑娘喊到了她们宿舍门前。那场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我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在接受她们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