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早期写先锋小说，善于也乐于剖析人性之恶、之残酷，但在《活着》里面，于华的风格特点发生了转变。

在《活着》当中，厄运多，但恶行少；英雄少，但美德多。

透过《活着》，评论家们和读者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于华作为作家的成长。

对于评论家来说，这种成长是令他们欣喜的，中国文坛看起来又要多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作家。

但对于读者们来说，于华的成长却令他们无比痛苦。

《活着》伴随着《当代》的热卖，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上百万的读者。

雪片一般的读者来信迅速的堆满了编辑部的角落，其中绝大部分来信都提到了《活着》这部小说。

读者们对于《活着》的评价普遍是非常高的，凭心而论，这是部非常好的小说。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好，却令读者们倍感痛苦。

爹死了，娘死了，老婆死了，女儿死了，儿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不是没见过世面，一部文学作品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事，主角遭受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事。

可问题是，你他娘的不能可着一个人祸害啊！

在众多来信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写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小说作者于华。

大家的意见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是谁他娘的教你这么写小说的？

不过抱怨归抱怨，就跟观众爱看苦情剧一样，你剧情越是虐，观众越是爱看，而且是边骂边看，看完了之后还得梨花带雨的说一句：写的真他吗好。

读者们的抱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对于于华和《活着》这部小说的肯定。

相比读者们的反应，评论界的反应就要简单多了。

众多评论家对于于华的成长感到欣慰，先锋小说在很多评论家眼中属于剑走偏锋，这一次《活着》的发表，让他们看到了于华正在逐渐向传统文学靠拢。

《活着》中所体现的对农民和乡村的认同不同于于华以往的作品，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华以福贵的形象展示了他所想要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属于中国乡村文化的哲学。

农民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甚至没有任何主动的抗争精神和反抗勇气。

如果按照现代文化的看法，这种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态度无疑是愚昧落后的体现，但它同样也蕴含了农耕文明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有其产生和生存的深刻原因。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被动的生活逻辑，使得中国的农民阶层能够绵延至今。

《活着》所表达的这种隐忍的生命观，戳中了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心。

中国人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民族，‘活着’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是充满了力量的，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重量，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契合中国人历史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风格，才使得《活着》能够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肯定和无数读者的喜爱。

贺启智的脑子里回想着最近《活着》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当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脸上笑的灿烂，“作品的影响力对于稳定销量确实很有帮助，这次于华的《活着》看起来又是一部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林为民欣慰的点点头，“这就好。稿件的质量是刊物赖以生存的根基，谟言的新小说应该写的差不多了，还有二月河的你也想着多问问。”

“好，回头就联系他们。”

“国立文学院这几届学员里有几个好苗子，你们大家想着多关注、多联系。”

……

林为民在《当代》干了十年，刚刚放在那里的工作，总会习惯性的多说两句，他说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妥，脸上带着几分歉意，“老贺，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贺启智不在意的笑笑，“我明白。”

等他走后，林为民去到了程早春的办公室，先是跟他聊了聊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试行半个多月后的效果，然后准备烧一烧他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