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的京兆尹生涯，就暂时这么古井无波地展开了。

整个五月中旬，因为蔡邕、刘巴、国渊等人才还没到位，他也没有大动干戈，只是单纯组织百姓扑蝗、挖渠、造简易的翻车，每天听听汇报，与民休息。

十几天整顿下来，不少严重缺水的田地暂时救了回来，庄稼也能再撑一段时间，李素不懂种地，就亲自下到田间，一个个县巡视，拿着田里的庄稼，每个乡问当地的老农，让他们评估一下粮食能救回几成。

根据百姓老农们的反馈，各地今年歉收至少三四成是最少的，而更主要的问题是庄稼的生长期会延长——这一点李素一开始倒是不知道。主要是他也不懂农学不懂植物学。

而实际上，植物在缺水状态下，也是会有一定的应激休眠的，新陈代谢和光合作用蒸腾作用都降低，糖分淀粉积累也变慢。所以原本七月份可以秋收的庄稼，补水挽救说不定最晚拖到八月份也能收割上来。

但缺水更严重的那些，就没办法了，到了九月，日照和积温都剧烈降低，麦子就无法灌浆饱满了，到时候还没熟收的都会完蛋，最多高粱粟米这些比麦子相对耐寒、日照要求低的作物，还能再稍微延长一些生长季。

李素亲自下到基层民间，每天抓紧时间了解，对灾情有了那么多认识之后，他也动脑子，自己想办法，跟部下懂农事的官员商量，还注意跟老农请教，比如“发现明显挽救不了的缺水麦田，在农历五月份重新灌溉后，是否还来得及铲了半枯死的麦苗，重新种上能到深秋还继续生长的高粱”。

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就还要让小吏们下乡劝说，加急修翻车和水渠，然后马上给田地浇上水，把注定救不回来的麦子尽快铲了，翻耕到地里变成肥料，然后改种高粱。

高粱的产量比麦子低不少，一亩地未必能有两石收成，但好在更耐寒耐旱。要是特殊情况高粱都种不了的，只好再退求其次种豆子。豆子更加容易在深秋活下去，但产量也更低，一亩地一石半都未必收得到，却也好过完全没有，就当是为第二年春耕肥地了。

这种活儿可不轻松。在李素之前，还没有京兆尹官员那么实事求是的。因为从来组织生产都是百姓自己的事儿，或者说是世家豪强自有帮他们打理庄园的专业人才，哪里需要朝廷管那么细。

所以李素管得那么细，也着实会触犯一些豪强的利益。

一方面，是汉末并没有“专利法”，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很多豪强庄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法，只能用保密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独门利益。

这一点，看看东汉后期的农书《四民月令》就知道了，很多都是世家大庄园式的经营宝典，跟后来北魏以小农经济为主的《齐民要术》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而李素派人干涉那些大地主们怎么规划种植、派小吏强行贴身视察，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某些私藏了绝活儿的世家庄园主们的独门种田秘密——虽然这些秘密，李素自己未必会觉得先进，但毕竟还不是所有人都懂的，他们藏着掖着，还是可以赢得多年的相对竞争优势的。

要是大家都学会了高效的有科技含量的种田技术，那岂不是不读书的穷逼都能种田种得好了？生产科学知识一普及，还怎么指望没文化的穷逼们荒年过不下去、不得不卖地维生？那还怎么土地兼并？

不过这些矛盾还算小的，主要是关中世家好歹也被董卓李傕郭汜残害了两轮了，头铁的死了不少，活下来的多多少少也害怕军阀不讲道理，所以李素也懒得搭理。

乱世看军阀，战事平息了才看门阀。

要不是在现实世界里，而是换到那种拿“如何与世家豪强作斗争”水文的三国小说里，这点戏份起码能欲拒还迎水个十来万字。

但是，除了这方面的矛盾，李素的精细化管理，还有惹出其他一大堆矛盾。

首先是他大修翻车的事儿，见效慢，一些老派官员觉得他劳民伤财。加上技术本身不普及，是李素推广的，有些以清廉著称的硬骨头文官多少怀疑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贪工程款。

毕竟外行审计官员看不懂技术的时候，是最容易怀疑工程师黑钱的，这一点古今皆然。而李素这人向来生活奢靡，这方面恰好容易让人联想黑点。

最后，就是李素逼着百姓灭蝗，在民间信仰和鬼神方面也触及了不少人的盲区。历史上直到唐朝，姚崇灭蝗的时候，依然很多人觉得蝗虫是天意，是天降灾异惩戒人君修德的警示，要修德才能驱蝗，不能武力扑杀。

还有人不顾李素的《殿兴有福论》明明已经取代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成为新官方意识形态了，只因为他们自己老了、年轻的时候读书读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天人感应论，就继续跳出来攻击李素不敬神明、败坏德政。

最后，因为李素组织苦役营的囚徒、战俘大规模吃蝗虫，也鼓励安定郡北地郡冯翊郡的最贫穷流民吃蝗虫。虽然他教导了具体该怎么吃，但毕竟受限于通讯与监控手段，到了地方上执行肯定有走样，很多蝗虫吃法有问题，难免吃死了人。

那些觉得不能灭蝗的老夫子，就把吃蝗虫吃死人也算在李素头上，言之凿凿私下流言说“吃蝗虫吃死的都是上天在警戒汉中王和京兆尹，不能试图妄改天意，不能以术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