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问这些日子住在女婿家里，一边伤心难过，一边就在琢磨怎么挑起武好古和新党的斗争——在他看来，两边都是奸党！武好古、潘孝庵、高俅是奸佞小人！而曾布、赵挺之他们则是奸佞伪君子。只有他自己，还有刘逵、蹇序辰、蒋之奇，还有安焘才是真正的君子。

如今大宋朝廷中的君子，真是太少了！所以必须要用一点小人的手段，才可以战胜各种奸党。

而吕嘉问的小人手段，就是让奸党和新党，甚至旧党之间狗咬狗！不管把谁咬死了，都是为大宋除去了巨奸。如果能两败俱伤，那可就是大宋的幸事了。

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时候，《文曲星旬报》上就开始鼓吹北粮南运了。对于经济问题非常敏锐的吕嘉问，马上就想到武好古准备通过北粮南运牟取暴利了。

可是他并不了解辽国辽东道的情况，也不知道辽国国内的经济是怎么循环的，所以就没想到武好古准备最简单的“以次充好”法，用廉价的辽东小麦代替高价江淮的小麦。

不过他这个君子却想到了一个武好古自己都没料到的生财门路——操纵盐引和茶引进而控制大宋的金融！

要控制大宋的金融，盐引和茶引就是个入口，这“二引”也不是滥发的，而是根据盐、茶的产销，适当超发的票据。而获得盐引、茶引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花钱购买，向交引铺或者指定的榷场务购买；二是将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后，再由榷货务发引。

“盐引、茶引虽有超发，但终究是有数的。”吕嘉问皱着眉头说，“而朝廷向来有松交引，紧铜钱的惯例。凡是能用盐、茶二引付账，就不会用铜钱。也就是说，若武好古真的能一年将100万石米粮运到洛阳白波，那么他至少能拿到价值200万缗的交引，再考虑到交引的折扣，这些交引的面值至少能达到270万缗。如果全部拿茶引的话，武好古就能控制一年内朝廷所发放茶引总数的四成以上了。”

吕嘉问拈着胡须，露出了几分得色，“有了这四成的茶引，茶引价格是涨是跌，他武好古就能说了算了。到时候，界身巷的那些坐拥金山银山的豪商，个个都得唯其马首是瞻！光是操纵茶引价格这一项，每年就能赚进几十万上百万！而且一旦界身巷的行首被武好古拿下，那么他将来可以操纵的可就不止茶引的价钱，甚至还可以操纵铜钱、铁钱、金银和绢帛的兑换价钱……武好古经营起来的界河商市可是以绢为本的！若是绢帛可以变成天下各种钱钞之本，奸党的财力只怕就真的可以敌国了！”

操纵茶引已经是暴利了！可是和绢帛相比，茶引的规模可就小的多了。

而且茶引只是一种票据或者兑换券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可以替代一下货币，但并不是真正的货币。而绢帛在北宋末年仍然具有货币的地位，在界河商市和辽国、高丽国，绢帛的货币地位甚至不亚于铜钱。

而铜钱由于滥发大钱和偷工减料两大问题，一直存在价值上下波动太过剧烈的问题。或者说，铜钱明明是一种金属货币，但是因为大钱的铸造和工料到偷减，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半金属、半信用的货币。

铜钱的币值，也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以至于在宋辽外交中铜钱的地位甚至不如绢帛——北宋支付给辽国的50万岁币是银绢各半，没有铜钱什么事儿。萧太后又不是傻瓜，她怎么肯收宋国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的铜钱？而且也不可能让契丹大爷一枚枚的去检验铜钱吧？这事儿也挺复杂的，契丹人你们老实，一定会被宋人欺骗的。

而武好古在界河商市搞“绢本位”也是这个缘故——绢帛相比铜钱还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长、宽和重量都有标准，成色也容易界定。

相比之下，铜钱就不好说了。重量多少，成色如何，材质如何，还有大钱的折几（发行的时候是当十大钱，后来又折三、折二流通），有的地方还铸铁钱（四川、福建），真是复杂无比，哪怕是界身巷的账房见着都头疼。

而且，铜钱的价值又低，稍微大一点的买卖就是几千几万枚了。谁还能一个个验钱？就是借身巷也验不过来，他们那里每天进出的铜钱以千万文计的。数都数不过来，别说验了。

所以铜钱是个让所有大商人都头疼的东西，喜欢当然是喜欢的，就是数起来验起来太麻烦……

而对界身巷的“银行家”们来说，他们自己无法铸钱，因此也不能控制钱的质量。市面上又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流通到他们手中的钱，往往质量低劣。照单全收难免出现亏损，而要一枚枚的检验，成本又太高。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还是以绢为本（金银的存量在宋朝太少，很难为货币之本），同时发行“绢本私交”（大额可转让存单）。一来绢的价值高，重量轻，适合大宗交易；二来绢在大宋是私人生产的，质量是可控的，产量是有限的，而且也没有“当十大绢”，更不可能拿麻布去充绢帛（类似于铁钱）。

“能控制茶引，就能领袖界身巷，能领袖界身巷，武好古早晚就能把绢本位推行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