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觉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应该与民休息，少与民争利了。”武好文说的其实是“更化”的主张。

他有这种看法也是正常的，虽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乡村来的地主儒生，而是开封府的工商儒生，虽然户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实际上就是个工商户，所以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市场经济”的。对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国有专营”自然是比较反感的。

“话说的不错。”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却不能这么写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才是他们想要的。”

“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武好文摇摇头，“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伦不类……天下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不能把各处都当成开封府啊！所以新党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而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

所以朝廷在制定国策时不能只考虑工商汇聚的大城市而忽略广大的农村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

再提一下，北宋已经不是汉唐那样以庄园经济为基础了，完全自给自足在理论上都不可能的，所以兼营一点工商的地主也很多。不过他们和居住在大都市中，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市民还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依赖佃租经济（小农经济）的地主，所以他们还是要维持小农经济不被城市工商业给颠覆坏掉的……

呃，工商末业嘛，发展一下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了，当然是具有颠覆性的！

别的不说，就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大发展的纺织业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羊吃人、蚕吃人什么的就不说了，单说“男耕女织、地主收租”的田园生活，就会因为城市手工业工场的大发展而被颠覆掉。因为“女织”根本竞争不过手工业工场。

而一旦没有了“女织”，佃户承担租税的能力就将大打折扣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就跟着一起下降了。而且，佃户和小自耕农的大量破产，还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这就更加突破了大宋王朝的底线。

纺织业仅仅是资本主义破坏力的一个方面，一旦工商业失去抑制，野蛮发展起来，一定会将大宋帝国的基础——小农经济冲击的体无完肤！

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的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商业能够容纳的人口又是有限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于人口数量有限的自由市、城市同盟和联合省中，往多了说就是几百万人口的经济体，而且都是外向型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往外输出破坏性的产品以换取万恶的金钱。

而这种最多几百万人口，依赖工商业聚敛财富的经济体，当然不会制定重农抑商的国策了，所以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温床了。

而大宋这么一个巨大的，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的经济体，是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放开了搞重商的，那样肯定天下大乱！

谁当权，都不可能！

唯一可行的，就是先搞一个小小的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