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沈默如此重视逻辑学？
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在已知的基础上，获得未知的知识。如何从已知正确的揭示未知，就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一方面导源于古希腊发达的辩论术，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当时最盛行的几何学，他关于科学证明的论述正是从几何学的证明中抽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体系，先天便带着数学的严密性和可靠性。
利用逻辑体系，可以把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看作一个命题系列——由一系列无可争议的真的陈述语句组成。而它们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命题，即公理，比如‘过相异两点，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第二部分是一些根据公理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即定理，比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和’。需要用根据公理，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
所以逻辑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从公理，科学推导出定理的学科，亚里士多德显然业已认识到。这个脱胎于几何学的新学科，是一个崭新而严谨的新领域，此后便致力于完善和建立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对概念和范畴、判断和命题、证明和谬误等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将著述命名为《工具论》，意思是论证学问的工具。
他将对学问的论证，分为‘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和‘从普遍到个别的演绎’两个过程。他肯定前者，认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的，也便于学习和使用。但是更着重研究和总结的是演绎推理，并总结了推理的三段论法，简单说便是‘如果甲是乙，且乙是丙，那么甲也是丙。’
这个看似简单的推导过程，其卓越意义在于，将人的思维推理过程总结成这样一些抽象符号，更便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研究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且他系统地对论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谬误，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发生谬误的情况，这对于教给人们进行严谨的思维推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是客观且经得起考验的……它既具有经验基础，同时又独立于经验——是依赖于公理、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而且这种真理的本质也是普遍必然的，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真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新途径。即我们还可以通过逻辑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性认识，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
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才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模棱两可与诡辩之中，比如俗话说‘量小非君子’；可俗话又说‘无毒不丈夫’！又比如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再比如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可俗话又说：‘高处不胜寒’……
真是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沈默也经常跟人调笑，说有三个人绝对不能相信，分别是‘俗话说’、‘圣人曰’、‘有道是’，不然后果自负。但这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我们整个民族缺乏逻辑的悲哀，正因为没有逻辑，才让这个国家的是非对错，是那样的模糊。
而我们知道，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要追求真理，就必须客观严谨，排除一切主观干扰，来不得一丝马虎！这就是为什么华夏的文明在一千五百年前便注定衰落——罢黜百家，扼杀了荀子的唯物学说，便扼杀了客观；独尊儒术，埋葬了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就埋葬了严谨！
没有了严谨和唯物，哪里有科学生长的土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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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讽刺的事实是，比亚里士多德早几十年，墨子便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逻辑体系。在《墨子》中，六篇论述组成的《墨经》，与其他各篇性质不同，其主要内容不是政治伦理学说，而是科学定义和理论，可以使人通过逻辑方式，树立正确的观点，反驳错误的观点。
而且墨子的学说，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巨大，与儒家并称为儒墨显学，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广为人们接受；反倒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并不是当时最流行的认识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七八百年间几乎失传。
但此后二者的际遇令人喟叹，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墨家思想被彻底抛弃，再也没能兴起；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却由于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圣徒阿奎那，将其作为他的基督教理论的基础，它才重新注入了西方文化，并终于得到重视。
从那以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但这并不能改变，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两千多年中没有人再对逻辑学，做出任何重要贡献的事实……其波折的经历，也再次证明了，少数精英对历史是具有决定性的。
现在沈默就是要借助这位西圣的力量，来重新唤醒沉睡千年的科学精神。根据他前世的记忆，在西方思想引进后，梁启超、胡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墨经》，才让世人明白，我们祖先的逻辑和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有多么先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复制胡适和梁启超的方法，显然比让墨子的学说重现天日，难度要小得多。但全盘西化不是他的目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中国重现先秦之争鸣，焕发勃勃之生机，获得无限可能之未来……姑且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吧。
当然沈默知道，儒家理学积习已深，人们的观念不可能因为某些方面的冲击，而遽然改变。倒是这种舶来的新学说，很可能未发生影响，便消灭无闻。要想避免这种可能，就必须使其披上理学的外衣，取名《名理探》，以理学工具书的画皮示人只是其一。
沈默又嘱咐陈鹤，这本《名理探》的措词用语，必须由其亲自把关，在外国学者将其译成中文后，陈鹤要再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为其重新润色，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使其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
但他提醒众人，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含糊其辞、偷换概念，必须反复琢磨，字斟句酌，必须以‘只字未妥，含毫几腐；片言少棘，证解移时’的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来对待这一部本身就深奥艰涩的哲学著作。
最后他又提出了对这本书的深切厚望，对众人道：“此学实乃百学之宗，乃订是非之磨勘，验真伪之砺石，是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诸君之努力，必为广开华夏百学之门，随此书永垂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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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陈鹤还想请沈默定一下译书计划，现在也不用了，因为根据目前的人力，按照沈默的标准，想把这套大部头译出来，最少需要三年时间。这三年里，整个通译局都不用干别的了。
沈默并不在乎，反而对陈鹤保证，将会再为他增加专业人手，全力以赴打造这套《名理探》！
整个布置过程中，几个西方学者十分惊诧于这位年轻大人对西方哲学的稔熟，他们暗暗觉着，这似乎是位圣贤与先知般的人物，心中满是崇敬之情，所以在沈默问他们话的时候，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丝毫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