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双方有意接触，但无论是沈默，还是晋商集团，无疑都是无比谨慎的。

于晋商集团来说，他们虽然富可敌国，但保守的个性，以及对现状的满足，使他们不愿冒着开罪闽浙海商的风险，贸然投机于一个尚未显露雏形，更是前途未卜的通商项目。

而对于沈默，说实在的，他其实对晋商没什么好感，因为他上辈子有一次坐火车，闲来无事看过这方面的书籍，正是关于这群人的发家史——据说正是这帮人，为了攫取厚利，不顾国家的禁令，大肆向后金走私粮食、盐铁，让朝廷的封锁令变成一纸空文，使女真人可以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到了后期，更是变本加厉！女真人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数典忘祖的东西提供的。

更为可恶的是，他们还向女真出卖各种情报——要知道，他们基本垄断了明军的军需供给，对明军状况的了解，甚至比领兵的将领还透彻，再加之他们常年腐化拉拢中央、地方文武官员，对朝廷政令，军队动向也是了若指掌，这样的一群人吃里爬外，明朝确实败得不冤！

不过，现在是嘉靖三十六年，努尔哈赤他爹都还没结婚呢，此等罪名当然不能加诸于晋商之身，可恶感总在心间，让沈默久久不能释怀。

如果由着性子的话，他甚至愿意和王直把酒言欢，也不愿意跟这些人产生半点瓜葛。

但事实上，既然立志要改变些什么，他就必须将个人的好恶永埋心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是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死后一定会下十九层地狱，且永世不得翻身的徐海，如果可以为我所用，他也会同样给予支持，让他变成中国的德雷克……话说英国那位海上魔王德雷克船长还不到二十岁，如果有可能，沈默希望他被称为……不列颠的徐海魔王。虽然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但他还是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没有善恶，只有对错。这就是沈默为自己这辈子定下的行为准则。

所以他不可能放过将晋商拖下水的希望，只是处于对这些人的不信任，他提醒自己必须保持谨慎，不要被卖了还给人家点钱。

当天夜里，他就留宿在知府衙门，第二天一早，正与王崇古吃早点的时候，外面一个幕僚匆匆进来，伏在王崇古的耳边，悄声嘀咕几句。

王崇古闻言点点头，轻声吩咐那幕僚几句，便让他退下了。沉吟半晌，才缓缓道：“陆家的人到松江了。”

正在喝粥的沈默，动作明显顿了一下，但旋即恢复平静，问道：“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夜里。”王崇古道：“下榻在华亭驿站里的。”

“看来确实是有高手啊。”沈默笑笑道：“我一动，对方就猜出我的意图来了。”昨天夜里，他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算细致的讲给王崇古听了。

“嗯，确实这么回事儿。”王崇古点点头，不无忧虑道：“看来，他们是要给你搞破坏来了。”

“如果让他们得逞，我就完蛋了。”沈默呵呵一笑，搁下饭碗道：“有件事请震川公务必援手。”

“什么事儿？”王崇古不置可否地问道。

“帮我照看一下漕帮码头。”沈默沉声道：“那里的二十万石粮食，是我的底气所在，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就得任人鱼肉了。”

这种事儿不过举手之劳，且帮人就是帮自己，王崇古终于点头道：“好吧，你只管放心，我这就派人过去，必要时我会亲自坐镇的。”归根结底，他还是不怕那些人的。

“太好了！”沈默欢喜道：“多谢鉴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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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头驾临，那当然要抓紧时间了，吃过早饭，他便离开了知府衙门，登上候在门口的马车，直奔城南的‘徐家大墙门’而去。

听人说，本地称高官、富绅的住宅为‘大墙门’，称中、小地主的住宅为‘墙门’。两者虽然等级清晰，却不是没有跃迁的可能，比如哪个地主家的儿子中得进士，奋斗成了高官显贵，必然会带来整个家族的升华，从墙门变成大墙门。

此行的目的地徐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徐阁老的父亲，是个不第的秀才，奋斗了一辈子，做到浙江宣平县的二把手，县丞。虽说自己觉着人生挺失败，但好歹实现了脱贫致富，在老家买田置地，守着几百亩良田，成了小型地主，他家也就被称为‘徐家墙门’。

到了徐阶这一代，徐家算是彻底发达了，他官至内阁次辅，权势熏天的一品大员，乃是松江前所未有的大人物！自然引来无数人的趋炎附势，‘投献土地’者趋之若鹜，徐家土地连年激增，据说有二十万亩之多。但具体多少，恐怕连徐家人自己都说不清楚，反正总是在不停增长就对了。

但沈默无法去指责徐家贪婪，因为近百年来，土地‘投献’之风盛行，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风气——所谓‘投献’，就是将土地无偿献给皇亲国戚，勋贵官绅。这种投献，又分为‘妄献’和‘自献’两种。前者是指庶民田地被‘奸猾之徒’妄称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后者则是指庶民、甚至中小地主，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

沈默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对这种现象有所耳闻，他当时还十分奇怪，不都说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吗？怎么大明朝的老百姓偏偏要弃之如敝屣呢？

如果说农税高，老百姓负担不起，还好理解，但大明朝的农税向来不高，零七八糟的各种捐税加起来，从没超过二十税一的时候，怎么也不至于负担不起吧。

后来才知道，不是老百姓甘做无产者，而是因为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徭役是按照田亩数分担的，具体内容五花八门，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送往北京，可能是将南方生产的军需，送到北方前线去；也可能是到驿馆服役半年，也可能是给官府老爷抬轿子半年——轮到那种千里运送差事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即使是后者，也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个人生产劳动，令他们不胜骚扰！

但是，达官贵人们却享有优免劳役的权利，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庄佃甚至奴仆，便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难以为继的农民往往投献与贵人门下，以求躲避差役苦累。甚至中小地主，为了免受官府骚扰，倚仗官家权势，也加入到投献大军，成为一名光荣的家丁。

投献的恶果显而易见，令朝廷税收减少外，可动员的免费劳役也越来越少，于是只能加派给剩下的人，剩下的人走投无路，只好也效仿投献，其风愈演愈烈，令人不禁担心，如此下去，朝廷该向谁征税？又该用什么人修黄河、筑长城、运粮米呢？

所以自洪武年间，一直到现在，历代皇帝基本都下过严禁投献的圣旨，命‘投献之田充公，投献之人充军’。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投献者与纳献者只要走一遍典卖文契的程序，便可以合法买卖的外衣，掩盖非法投献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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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立国一百七十年，投献之风从未停止，只不过投献的对象，已经从国初时候的皇亲国戚、勋贵武将，转变为现在的文官群体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藩王皇亲被猪一样豢养，武将勋贵也早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在进士出身的文官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着，这样的‘贵人’本身都容易被文官欺凌鱼肉，自然无法承担庇护的责任。

所以老百姓纷纷转投官员门下，基本上‘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比如说沈默，中了解元以后，便有上百人来他家投献，平均哪个也带着十亩八亩的地。最多的一个是那个刘老六，据说有良田二百亩，就是这样比他还富的小地主，却甘心委身于他家，当起了门房，此等荒诞景象，若非亲见，焉能相信？

当沈默中了状元，成为震古烁今的沈六首后，投献之人更是接踵而至，他虽然十分不喜，却不能和社会风气相悖，只好装作不知，但听沈安说，家里的良田已经过万亩了。